香港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

香港位居華洋商貿要塞,向來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假若轉入國家內循環,變成與內地各都市(如深圳、廣州、上海等)直接競爭,本身「亞洲國際大都會」(Asia’s World City)之優勢何以發揮?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環球經濟陷入休克,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經濟跌落衰退深淵,失業節節上升,個別行業(例如航空旅運)更萬劫不復,前景未卜。中國內地情況受控制,經濟民生漸次復元,不過全球不景氣未見起色,近來更見惡化,令「世界工廠」之優勢未盡發揮,影響代工出口收益,牽一髮而動全身,也波及香港工商百業。

國家密鑼緊鼓,編制第14個五年社會經濟規劃(2021-2025)綱領,學者提出以「內循環」填補「外循環」缺口,兩環互補互動,維持經濟動力,保持增長優勢。香港也有迴響,政團智庫紛紛獻策,除維持原有外循環,提倡加入國家內循環,休戚與共,榮華同享,寄望當前經濟民生內外交困之局可迎刃而解。

且回首2003年沙士病毒肺炎(SARS)之善後,有人或許誤解當年對策是吸納香港入國家經濟內循環。其實放寬內地居民出入境簽證,並簡化審批手續(所謂「自由行」),便利內地民眾訪港消費,是國家以迂迴方式,化整為零,向香港注入外匯,加快復元步伐,兩蒙其利。

位居華洋商貿要塞

翻閱歷史,德國和平結束分治(1990),東德回歸西德,國家統一,政治經濟金融聯通,實質是西德吸納東德入內循環,乃史無前例。環球金融海嘯後(2008),希臘外貿陷入困境,旅遊收益一落千丈,爆發外債拖欠危機。癥結是歐羅諸國,貨幣統一但經濟各自獨立,雙邊交易即共同使用歐羅,仍屬外循環,而非內循環。

香港位居華洋商貿要塞,向來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假若轉入國家內循環,變成與內地各都市(如深圳、廣州、上海等)直接競爭,本身「亞洲國際大都會」(Asia’s World City)之優勢何以發揮?《基本法》賦予之「兩制」優勢,在國內無用武之地;就以效率而言,也不及內地其他城市,更遑論突圍,實枉費前人苦心孤詣,度身設計「一國兩制」。

何謂經濟內外循環?其實源自國民財經統計,拆解本土產出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之原動力。宏觀經濟層面,某方之開支,是人家之收入,而交易之商品或服務,也是第三者之產出。故此本土產出總值有三種方式計算,而理論上結果相等。

方式一,就是從生產入手(Production Approach),期內各產業之生產增值總和,即是商品及服務產值減除投入成本。方式二,是從收入入手(Income Approach),期內個人入息及企業所得之總和。方式三,是從開支入手(Expenditure Approach),期內各類消費及投資之總和,乃通用及基礎統計,其公式是:個人商品及服務消費(C)+ 政府商品及服務消費(G)+ 資本投資包括庫存(I)+ 出口(X)- 入口(M)。

民生百業依賴入口

所謂內循環(Domestic Demand),即是個人消費(C),加政府消費(G),加資本投資(I)等之總和;而外循環(External Demand),就是出入口貿易(X-M)包括轉口及服務之盈虧。各地經濟內外循環交錯,衍生國際貿易供求,發揮先天優勢,互惠互利,提高生產效益。

假若內循環供求失衡或錯配與短缺,則轉化為外循環供求。香港乃彈丸之地,天然資源匱乏,民生百業所需依賴入口,是典型實例。即使地大物博如內地,資源雖豐厚,也不能完全自給自足,還得入口補充。故此無論大小經濟,現實需出口(或外債)以支付入口,始能平衡對外收支,問題是商品及服務如何配對。

上世紀二次大戰以後,環球政治版圖重整,經濟秩序重建,新興經濟招攬外資投入,從出口加工及代工起步,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以工業發展帶動經濟進步。亞洲成績斐然,而香港、南韓、台灣、新加坡,乃先知先行者,譽稱「四小龍」。

中國內地起步遲至1979年改革開放,不過後發先至,迎頭趕上。踏入千禧新紀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口加工及代工如魚得水,躍居「世界工廠」,而且精益求精,更建立自家品牌。隨後蘇聯解體(1990),華沙同盟解散,東歐經濟借鑑經驗,推行改革開放,也吸納外資,以出口加工及代工起步,同樣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自力更生,隨後陸續加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甚至統一貨幣歐羅(Euro),外循環中再有內循環(歐羅區),追趕失落之時空。

中國及東歐之經貿改革開放,釋放土地潛力及勞動力,配套資訊科技革新,實際推翻傳統經濟理論。生產三大元素(資金、土地、勞工)變相可分割,提升效率。招攬外資投入加工及代工,配合先進之物流管理系統,原料及配件即到即裝,效益如同「出口」勞工及土地。廠商可選擇成本效益最大、監管規範最方便、投資優惠最多之處落戶生產,促進經濟貿易全球化,提高生產質量。

香港開埠定位為自由港,華洋貿易買賣平台,發揮天時地利人和優勢。華洋法制伊始並行(公訴除外),內地貨幣流通,買賣雙方各得其所。華商南下交易,有「買辦」(comprador)居中,穿針引線,雙方沿用熟悉規矩及貨幣,皆無後顧之憂。至關鍵者是,擺脫朝廷官僚之陋習,交易更暢順,成本效益更高,權益保障更大。

典型法治之實例是,1891年立法管制股票買賣,保障雙方權益。緣起經紀欠組織,各自為政,難免良莠不齊。若有爭執而對簿公堂,費時失事,即使勝訴也得不償失。立法對症下藥,買賣雙方之委託須經紀書面確認,始受到法律保障。換言之,投資者掉以輕心,不得怨天尤人;經紀弄虛作假,也無所遁形。

另一宗案例是1940年唐紹儀(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後人名份之爭;喪葬大權應按大英法例歸合法繼室,抑或按大清律例歸嫡長子?香港法院判繼室勝訴,乃基於兩點事實。其一是婚姻在大英領地(上海公共租界)按大英法律註冊,繼室是合法遺孀。其次是唐氏既選擇大英法例在先,兼容之大清律例再不適用,後人不可以推翻。

除華洋法例二元並行,演變共融之本土法制外,從中國貨幣衍生之港元,更為關鍵。其實港元原始是西洋銀行鈔票,以白銀儲備支持,與內地流通之西洋銀圓交替使用,取其方便收支及儲蓄。其後政府立例規管,核准為法定貨幣,並且在1935年制度化,改用貨幣局聯繫匯率,以英鎊外匯作儲備,躋身獨立貨幣行列。因緣際會,華南廣泛流通,身價百倍,也鞏固香港之樞紐地位,確立為內地與外地之經貿交接點。

一國兩制高招妙着

二次大戰後復元,中國捲入美蘇兩大陣營對峙之冷戰漩渦,香港憑藉自由港之地位,成為中國創匯窗戶,華洋貿易依香港法律交易,以港元計價結算,各得其所。春秋兩季進出口展銷會也設於廣州而非上海,取其鄰近香港,方便外商往來。簡言之,香港經濟有賴出口創匯推動消費投資,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並支持聯繫匯率制度,利己利人。

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乃高招妙着,保持關稅及貨幣獨立,依舊以實質經濟體與各地交往,而內地更是最大之貿易夥伴。明乎此微妙關係,內地及香港經濟之內外循環,先天交叉相輔相成;不過跨境交易屬外循環,而內循環局限於本地消費及投資。

回說2003年沙士瘟疫後推出自由行,內地仍未改革外匯,人民幣依然掛鈎美元,固定匯率於8.26,低於港元(7.8)。故此「自由行」是跨境消費外循環,牽涉外匯。來港消費,須兌換港元備用。內地銀行先向中央銀行以人民幣兌換美元,再向香港同業兌換港元,而兩地銀行之美元交易須經美國同業轉賬。

獨步單方難挽狂瀾

新冠狀病毒肺炎瘟疫之殺傷力,較沙士有過之而無不及,環球陷入經濟危機,復蘇路遙遙,依樣葫蘆未必見效。癥結是沙士影響局限於旅遊業,而今回打擊全面,獨步單方難挽狂瀾。況且2005年匯率改革後,人民幣在香港局部流通,離岸人民幣存款龐大,即使擴大自由行,也未必增加外匯注資,無復昔日之槓桿效應。內地遊客已可使用人民幣,即使須兌換港元,內地銀行與香港同業也可通過離岸人民幣對賬結匯,毋須再動用外匯。

根據《環球創新指數及報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深圳/香港/廣州科技創新地帶,世界排名第二,專長於數碼科技,僅次於東京/橫濱(專長於電子工程)。珠江大灣區發展規劃以深港粵創新地帶為重心,而創新地帶以香港為窗口,憑藉「一國兩制」之利,市場自由開放,司法終審獨立,資金自由進出,經貿金融與環球主流接軌,乃吸納資金及科技之重要渠道。

百多年以來,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是國家經貿內外循環之交接橋,相輔相成。「一國兩制」不變之大前提下,縱使港元改掛鈎人民幣,現實也不會改變。目前之困局,是環球經貿幾乎停頓,香港頓失創匯能力,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實內地同病相憐,自顧不暇,所以香港更應想辦法發揮本身優勢,在外循環上多作努力,為國家解困。國家在促進內部消費及投資紓困,雙管齊下應變,提高民生素質之餘,亦提升基礎建設水平,實乃因時制宜之良策,但倡議香港轉軌內地內循環,以為拆解困局,則見木不見林,更有負先輩苦心孤詣設計「一國兩制」,寄望為國家走向世界作出最大貢獻。借鑑德國統一實例,若香港地位與深圳、上海等大都會無異,先天優勢無從發揮,對國家對世界發展有何裨益?國家為何還給予「一國兩制」特殊待遇?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陸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