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2日，我的好朋友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國藩教授（我們都叫他 Tony）是《西遊記》的英譯者。翻譯這本古典小說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國藩的譯本有口皆碑，原著文體複雜，有詩詞韻文，有散文論述，宗教與文化典故多不勝數，時有抒情，間有幽默，如何平衡文學的美感、宗教學者所要求的嚴謹及小孩也能吸引的可讀性，顯然是巨大的挑戰。國藩四巨冊的譯本是如此的成功，致使世人都把他與《西遊記》連在一起，而容易忘記他同時也是在多個領域都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頂尖學者。他生前是屬於芝加哥大學五個學術單位的大教授，包括神學院、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英國語文與文學系、比較文學系與社會思想委員會，這五個單位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人引以自豪，我記憶所得，在芝大從未有人同時被五個單位爭相羅致。
國藩的確是博學的，他在大學時唸神學，精研基督教義理，進入排名全美第一的芝大神學院後，對世界各種宗教的教義與源流更是得到最嚴格訓練。但國藩同時也專精文學、藝術、音樂與語文，其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不但涉及荷馬、但丁、米爾頓、莎士比亞等西方經典，中國文學功力亦深。有關《西遊記》研究的學術論文可見他的學生李奭學替他翻譯成中文的論文集，我蒙他贈書的《重讀石頭記》也是《紅樓夢》研究的極富啟發性的著作。他較後期的《中國的國家與宗教》闡述中國歷朝政府都在干預宗教、利用宗教，更是發人深省，道前人所未能道。
博雅教育的典範
我一直以為國藩精通八種語文，原來我是錯的。上周末與國藩的夫人鄧冰白女士印證此事，原來他懂得中文、英文、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九種文字，並粗通梵文。對於這樣的一位語言天才，我很多年前便曾注意到，並向他請教如何才可學好一種語文。他答曰﹕「對一種語文的掌握程度，與你曾背誦過多少篇該語文中的好文章有直接的正面關係。」此評價與我所親身觀察到的完全一致。語文要好，一要背誦，二要選好文章。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多年來輕忽了背誦古文詩詞，難怪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如此退步。國藩的這個論述，理應成為對香港教育當局的遺訓。
國藩橫跨不同學術領域的功力，使他理所當然成為芝大聞名於世的自由教育（或稱博雅教育）的典範。他博學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他學問的深不可測，這從我與他的結緣中可知一二。
我在芝大唸書時國藩已是教授，但我當時渾渾噩噩，只知他也是我中學華仁書院的前輩校友，與他並不相熟。在1998年初，其夫人冰白女士隨芝大校長孫能善來港籌款，不知怎地談起我尚在童年的小兒因中文水平不夠，但英文尚可，讀完了國藩的英譯《西遊記》大感過癮，冰白隨即告知，國藩正是其夫君。隨着多年，在芝城與香港都有與國藩冰白伉儷見面及用電郵交流，小兒後來在芝大讀書，也得他們多方照拂。
熱情而嚴謹的回應
在這些交流中，我每每要向他請教一些我感興趣的問題。例如，有一次我問他有關天主教所唸的《信經》，據我在大學歷史科中所學，是公元325年在土耳其城市 Nicaea 天主教幾百位領袖開會所議決的教條，當中包含聖母為處女此一條文，我好奇此信條的源流來自何方。國藩的電郵回覆有如一篇學術論文（這是他的一貫特色，回應時十分認真），他解釋，在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聖經中已有預告救世主將是被一位 Almah 所生，此詞意為「年輕女人」，但在耶穌出生前聖經已被譯為希臘文，Almah 被譯為 Parthenos，意即「處女」，其後馬竇福音用希臘文所寫，只能用上 Parthenos 此詞，其意流傳至今。若不精通這些語文，或對宗教歷史沒有深入認識，怎能一被問及便可詳盡提供答案？另一例是我一向認為中國歷史上發給僧人的證書，亦即「度牒」，是現代政府債券先河，我向他請教度牒制度曾對僧人的行為與制度有何影響。他回我的方法是列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清單，要我閱讀。
這類一問便必有熱情而嚴謹的回應，例子多不勝數，就連送書予他也可得豐厚回報。我送過一套線裝的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給他，國藩隨即引導我了解此版本有何重要性。我知他是有名的美食家，送了套內含「隋園食譜」的《袁枚全集》給他，國藩說想翻譯此食譜，並告訴我內中關於烹食的精深理論。我欠他的，總是沒法還得清。
國藩離開我們，我難免思索，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培養出一位如此傑出的學人。他家學源遠流長，他祖父余芸先生國學修為深湛，且從不識英文而只用了二年學英語便考入了牛津的梅頓學院，他的父親余伯泉上將是劍橋畢業生，有律師執照。他幼年離港避戰亂於中國內地，其祖父不但日夕跟他講《西遊記》，並且談詩論詞。國藩一早已是中西精緻文化的載體，但更難得的是他被培養出的認真治學態度，這與他在芝大的寺院式修練一拍即合，終於造就了位一代名家。在悼念國藩時，了解他的學習背景對教育界會很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