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個月內，由於疫情我一直在香港，呆在一個被認為是「治理無序」的地方，給我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從外部觀察新加坡，看一貫「表現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戰役中掙扎，尤其是對眾多低收入勞工居住（現已封閉隔離）的宿舍疫情防控的失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政府應該為日益嚴峻的疫情承擔什麼責任？
到目前為止，很明顯，新加坡政府做了三個重要的、且事後看來是錯誤的決策（包括不作為的決策）。
第一個決策是初步評估，判斷Covid-19新冠病毒的嚴重程度更接近豬流感（或H1N1），而不是非典（SARS）；這一初步評估促使政府決定既不關閉學校，也不採取任何停工停業措施，而到現在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這些措施。第二個決策是倡導民眾不戴口罩。第三個決策（暫且認為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則是不採取強制性的、果斷的方式來管理外籍勞工宿舍，儘管非政府組織「客工亦重」（TWC2）已經警告過這些生活環境擁擠的宿舍會成為新加坡疫情防控的弱點。
我們從這場危機裏看到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其中矛盾之一（至少在我看來）是，儘管只有上述第三個決策應該被歸咎於政府，但新加坡人似乎更傾向於批評政府做出了前兩個決策。與此同時，有些人仍然為外籍勞工在新加坡的待遇做辯解。
即使是在當下這個階段，正確地捋清責任也很重要。因為我們現在對於哪裏出現問題的認知將會影響到我們從本次危機中能吸取什麼教訓，以及在危機後我們將做出怎樣的政策改革。
「已知的未知」
前兩個錯誤決策源於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所稱的「已知的未知因素」。這些決策往往是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況下必須作出的（因此是「未知」）；與此同時，決策者們知道，他們必須根據有限的、不完整的現有信息來做決定。
關於第一個決策，新加坡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負責人、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曾表示，不要求社交距離、且不停學停工的決定是一種無法衡量其正確性的主觀判斷，他也提到如果這些措施很早就開始施行，民眾可能會產生疲勞情緒，影響措施的實際效果。
行為疲勞是心理學上一個公認的現象。長期以來，行為學家一直認為，依靠人們的意志力可能會帶來短期的依從性，但除非這種改變被固定下來（即成為一種習慣），否則這種改變是無法持續帶來長期存在的行為變化的。目前對於「人們是否能在疫情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堅持保持社交距離並盡可能呆在家裡」這一議題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這最終是一個實證問題，並沒有什麼科學研究可供參考。
上周我曾接受了《南華早報》的一次採訪，採訪內容與保持社交距離相關，我是這麼說的：「保持社交距離會是個大難題。一個多月內都保持社交距離，在家工作，不能見朋友和親戚，且沒有其他替代行為或替代習慣，這是非常累人的，人們最終還是會恢復他們以前的習慣。」
因此我並不驚訝地看到，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復活節周末，許多已經在家中呆了兩個多月的香港人，到香港的各個海灘和郊野公園遊玩。
正如黃循財所說的那樣，政府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最佳）信息做出了判斷和決策。判斷這類決策時不應事後諸葛亮，而應根據決策者在決策時所獲得的信息來判斷決策是否合理。在疫情早期，大多數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的共識是，就其嚴重程度而言，本次新冠病毒Covid-19更接近於H1N1或季節性流感，而非Sars非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新冠病毒Covid-19的致死率為1% – 2%（如果將無症狀病例統計在內，致死率可能更低），而季節性流感的致死率為0.1%，非典為10%。但由於絕大多數感染Covid-19病毒的人症狀較輕甚至無症狀，它也具有遠超流感的高度傳染性——這讓我們對它無法產生群體免疫。
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
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不容忽視，因為人們（包括專家）對指數型增長並沒有清楚的認識，我們總是以為增長是呈線性的。為了理解指數型增長，不妨問問你自己：如果感染病毒的人每三天翻兩番，一個月後病例數量會是當前的多少倍？50倍，還是100倍？正確答案是1000倍！
事後諸葛亮總是很容易的。這意味着，我們或許不應指責政府在頭兩個月推行有針對性的遏制政策，來盡量降低經濟和社會損失，不應批評政府在當時未採取停工停學和封城措施。封鎖和封城是一種極少見的、較為激進的措施，在本次疫情之前，任何地方都沒有採取過這種手段。
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第二個決策，即鼓勵民眾不戴口罩，除非他們感覺不舒服。政府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目的在於優先為醫護人員和一線工作者提供外科口罩。話雖如此，我當時就覺得，不應對戴口罩的壞處做如此武斷的判斷。的確，戴口罩可能會造成心理暗示，使人們放鬆警惕，忽視了那些能有效預防病毒傳播的習慣,如經常洗手,不觸碰我們的臉,盡可能留在家裡,保持社交距離；因此我們要在戴口罩帶來的這種心理效應，和它同時帶來的良好的公共衛生及個人衛生行為之間尋求平衡。
2020年3月，BBC記者Tessa Wong曾採訪過我關於戴口罩持什麼態度，我回答她總體而言，政府應該呼籲人們戴口罩，這並不是因為戴口罩是保護我們免受感染的可靠方法，而是因為戴口罩能提醒人們更注重衛生：「每天在出門之前戴上口罩是一個儀式，就像穿上制服一樣，這類儀式會提醒你必須做出相對應的行為，那就是時刻注重衛生，不觸摸自己的臉，避免人多擁擠的地方，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未知的已知」
與前兩個「已知的未知」的決策相比，新加坡政府必須要為第三個關於外籍勞工宿舍的決策（或不做決策）而擔責。政府和廣大的新加坡人並不是不知道，也不是剛剛知道外籍勞工的居住情況。「客工亦重」在其報告中指出外籍勞工擁擠的居住環境，並警告這在疫情初期就成為了一顆定時炸彈。而政府並不對此採取行動的決定，反映出一種混合著妄想式樂觀和拒絕承認事實的心態。這就是拉姆斯菲爾德所說的「未知的已知」:一種能被意識到的風險，只要願意調查，政府是可以、也應該知道這一風險的。簡而言之，這是種有意的視而不見和故意的無知，政府應該被追究責任，因為其沒有及早採取行動，以降低外籍勞工宿舍爆發疫情的風險。
但我並不認為新加坡政府會被追究責任。為什麼？因為大多數新加坡人認為外籍勞工的生活條件已經「足夠好」了。在外籍勞工宿舍爆發疫情後,社會和主流媒體主要在指責外籍勞工自身是造成其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強調個人衛生事關個人責任和教養，暗示這些外籍勞工來自公共衛生標準較低的國家。
除了明顯缺乏同理心之外，令人不安的是這些評論和反響忽視掉了基本事實。例如，不管廁所狀況如何，也不管個人衛生習慣如何，僅僅是宿舍裏擁擠的居住條件（這使得不可能完全避免肢體接觸）就能導致病毒的快速傳播。當然，這一事實令人不快，因為它並不符合人們對南亞外籍勞工「不乾淨、衛生標準低」的刻板印象。
檢視新加坡疫情系列二之一
作者簡介：
劉浩典是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的高級講師和公共政策實踐教授，他為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碩士項目（MPP）的學員講授公共政策複雜系統、金融與經濟危機、顛覆性技術及公共政策等課程（http://ppol.u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