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武漢新冠肺炎，昨日的廣東非典沙士，再前些時的禽流感，仍令人提心吊膽的農藥菜蔬、染色雞蛋鴨蛋、不合格的添加劑、毒奶粉、含鉛喉管、豆腐渣工程、有問題的大學論文和學位、企業的財務報告、國際金融專家不敢恭維的經濟和統計數據……凡此種種，皆與歷史學者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有關。
一個國家的公布數字，如經濟增長、GDP、失業率、通脹率、糧食供應、住房數據、疫情的傷亡數字、疫區的範圍等等，皆不被國際信任，甚至連自己的國民也質疑，可以說這國家便仍未能用「數目字管理」、未算全盤的現代化了。不是無數目字，而是不能依靠它做有效的管治。
霑濡筆者的學者當中，黃仁宇（1918－2000）在首十之內，他對中國文化和近代史的一些見解，與一線大學大師如費正清（J.K. Fairbank）、余英時、許倬雲等比較，常有「左場球（left field ball）」另類之說。黃氏的獨特，筆者認為來自其一，是他較低微的出身和學術地位，他成名在大學教席退休之後，而他的論述是比較謙遜和「貼地」的；其二，是李約瑟（J. Needham）對他的影響；其三，是他的國民黨當兵經驗。
黃氏去美國留學時已34歲，剛在抗戰後從國軍中退役，當時他只有國府軍校和美國短期軍訓畢業的簡約學歷，在美國差不多要從頭做起，到拿到博士學位時又已46歲，僥倖地才找到一份非一線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小鎮分校）的教職，但不幸地到62歲時又遭校方裁員，被逼提早退休，自此靠退休金和賣文為生，可幸地只一兩年間，他便憑《萬曆十五年》一炮而紅，晚年受到不少台海兩岸和海外華人讀者的愛戴。然而，前年（2018）乃黃公百年冥誕卻無人紀念，有大陸網民便撰文感嘆如今「世間已無黃仁宇」！
數目字管理即科學化管理
黃氏的「大歷史」和「數目字管理」概念，公認是他的招牌炒麵，亦是筆者認為最不完整、易被人批評，但又饒有興味的左場球。台灣比大陸早發表黃氏的作品，其讀者群較中肯，而大陸讀者多兩極化，讚者五體投地、彈者笑他半途出家、作品尚未達標。黃氏教書的大學排名低，故此研究經費較少，導致他亦少出學術論文，黃氏是否專家、學術是否嚴謹？他的書文白紙黑字，其優劣讀者可自行判斷。
「數目字管理」一詞（或近似），在黃氏的《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一書（聯經，1991；三聯，1997）中便出現30多次，在其他的書作中亦經常提及，但他竟從未斬釘截鐵地給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這或可歸咎他「老外化」的英語思維。他生活在美國小鎮，英語是日常的第一語言，接觸到的人（妻兒、學生、同事、朋友）主要都是西人，和未在教席退休前的書寫亦以英文為主──「數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實似一個生硬的中譯英詞。但對「資深加燦」的筆者來講，黃氏有時「鬼佬式中文」的文筆，實又多了一層另類的親切感。
數目字管理，筆者認為更白的說法是「科學化的現代管理」，即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務須經過一個以數學為基礎的工商業化洗禮，而國家的管理層（即政客和各級公務員），亦必須具備各方的專業訓練、或起碼懂得聘用各類專才，如商業管理（會計、經濟、統計學等）、所有自然科學（數理化生等）、和各類應用科學（工程、醫和法學等）。凡此種種，皆要有一個數學／數目字的思維，而經過這樣工商業洗禮的國度，才能事事講求數據，例如工程師時時要面對的「工差」，違者可能冧樓死人，又如法律合約上的條款，違者可能罰錢繫獄，萬萬不能馬虎，這才是真正的現代化。
歐洲人率先在中古用「數目字管理」去現代化，先決條件有二：其一是阿拉伯數目字的傳入，其二是複式簿記（double‑entry bookkeeping）的發明和應用。試想想，如果今天仍用古羅馬數目字（或中國舊式數目字）去做數學運算、科學研究、工程設計、和商業交往，是何等的不方便？十六世紀的科學革命、十七世紀的商業革命、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便全不可能了。我們今天用的電腦、手機、互聯網、各式家電、各式寫字樓和工廠機器等等，全皆「數目字」工具。
阿拉伯數目字，源自公元六世紀的古印度，先由阿拉伯人經中東、北非，然後約在1000年傳入意大利，1200年左右已在歐洲廣泛地使用，中國要到十七世紀才由耶穌會士引入，但不普及。複式簿記法的發明和時間，學者尚未有定案，有說它的原理或原始模式，早在古羅馬、或初期中古的猶太人圈子中已存在，但尚未找到實物證據，至今發現最古的物證，是一個翡冷翠（Florence）商人1300年的公司年度財務紀錄，之後的例證便不勝枚舉。「會計學之父」帕西奧利（Pacioli），1494年在威尼斯出版他的教科書中，便有複式簿記一節。
當年的威尼斯，雖仍只是一個城市國家（意大利遲至1870年才統一立國），但它實是歐洲的「一哥」，是首個走出中古黑暗時代、有現代意義的國際大國，是歐亞貿易的一大中轉／收費站，並擁有無敵艦隊級的海軍，且一度將沒落中的拜占庭帝國淪為其附庸，並接管了半個君士坦丁堡。黃氏上述《資本主義》的第二章整章，便特地詳論這水鄉之國，以它作為資本主義的起錨點。而威尼斯的先進商業環境，和其商人的聲譽，更可從時人對它的讚羨、學習或妒忌看出，連沙翁也有名劇講及它。
企業虛報財務要負法律責任
複式簿記是現代會計的ABC，而會計的財務報表（收支、資產債務平衡、現金流量三表），便是任何企業管理的必需工具、向政府報稅的根據、和呈交股票交易所的公司資料。政府將所有商業機構上報的資料，複核匯合後便成為國家的統計數據，而根據這些統計數據，便可策劃來年的國家財政預算、稅制調整、等等。當然，投資者買賣股份的決定，便相當大程度上依據公司的財政資料（例如研究股價走勢的「基本面分析」）。故此，任何企業的財務報表，若有虛假成份，會計部員工和其上司，是要負上嚴重法律責任的。
不少中國古代的史官，都有以頭顱換取講真話的風骨，而今日眾多民主國家的財政部、審計局、統計處、物業估價處、田土廳等政府部門，以及有專業操守的持牌會計師、核數師、工程師、律師和醫生等，便承傳了這種遺風，可幸地，在有民主法治的國家中，今天講真話所冒的險，頂多只是職位而不再是頭顱了。
由簿記方法一路申延到國家政策，這便是黃氏的「數目字管理」。如果國家帶頭對數據馬虎，或以不實公布來遷就政策，更甚者為領導人臉上貼金、或推卸責任而虛報軍情，又或不負責任地違約（如《基本法》），這風氣不改，上樑不正下樑歪，一般人民和企業不「假大空」才怪！黃仁宇是明史，尤其是財政與稅務的專家，他經過深入研究結論出，中國起碼自明代以來，便一直保持着胡適鞭策國人「差不多先生」的缺點，這是阻慢現代化的一大絆腳石。
筆者有機會在1980、90年代的中港台公幹，當時港台的做事作風和企業文化，與加美比較，不幸地仍印證著黃公的結論，而大陸便更落後，會計和法治完全不能與世界接軌，到了今天實又改善了多少？看官只需參考國內的貪腐情況、以及國企在香港的做事方式，便知其一二。說來說去，中國大陸的真正現代化仍長路漫漫，武漢肺炎的處理，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例，疫情資料的公報和外交人員的一些言行，委實令人搖頭嘆息，這是一個有自信心大國的應有行為嗎？
今天疫情仍在發展中，提供實時和準確無誤的資料數據，乃為己、為人、為國家，亦有助全人類盡快逃過此劫，阿門兼阿彌陀佛！知情的醫務人員和政府公僕，講真話可能會令你暫時失去職位，但換來的，是一顆照亮汗青的丹心、和一個對得起自己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