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
我相信我是冷靜的，因為算來算去，覺得對個人而言，政改一旦通過，都是損失與得益參半，但對社會卻是利大於弊。損失什麼？特首若是一人一票選出，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經濟政策大有可能較傾向民粹，福利與稅率都會增加，這當然不妙。得益什麼？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因得到可量化為選票的民意支持，更有能力推動政策，使香港不再錯過別處羨慕不已因中國崛起而帶來的發展機遇，這對總體社會及個人都有好處，況且民主制度亦可向前走出一大步。
政改問題 易失焦點
說起機遇，中國提出「大國崛起」的概念至今，轉瞬已有八、九年的時間了，這期間， GDP又翻了一番有餘，而我們要懂得，GDP只是一個「綜合性統計」（summary statistics），它上升的背後，必有一大堆多元性的內容。最近到過南京這個以中國標準而言還稱不上是一級大都會的城市旅遊，發現發展得超乎預期的好，人民笑容滿面，市容井井有條，交通有序，商場人流暢旺，新建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建築與雕塑都絕對是世界級，充滿震撼力，這反映在大國崛起的大潮中，文化藝術也開始發力了，香港與之相比，已無多少優勢。不少港人對內地的認知，已嚴重落後於實際的形勢，難怪張五常叫發展前海的人不用「放生」香港，他相信香港已無可救藥，在競爭中輸給內地，已成定局。我比他樂觀一點，但同時相信，港人若再忙於內耗，無論港人自以為其制度如何優越，最後也會發現這於事無補，香港經濟終也會返魂無術。
政治與經濟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今天政治的核心是政改能否通過，未來經濟如何發展也受此制約。但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我相信政改爭議的核心是對「雙認可」持什麼態度。「雙認可」是指選出的特首既要得到中央的認可，亦要大多數香港投票者的認可，缺一不可。但中央政府與部分泛民顯然對「雙認可」有不同的解讀，爭拗也源於此。
起碼在口號上，泛民當然也希望特首要通過一人一票得到港人的認可，但對於特首應否得到中央的認可，態度則含糊。較聰明的泛民會承認中央的認可是實質性的，但其實質程度仍十分有限，若港人通過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後，中央蓋上橡皮圖章便可，若不肯蓋上，可再次選舉；總之，中央的認可角色是被動的，對中央較存敵意的泛民則甚至可能希望在選特首時中央毫無角色可扮演。
中央的看法當然與泛民有別。她認為特首必須得到她的認可，而是否認可是有條件性的，她絕不會容忍她眼中毫不愛國愛港的人充當特首，也絕不會讓希望共產黨下台的人當上特首，但她又不見得只肯容許某一指定的人當選。換言之，她會完全排除掉某一類人，剩下的無論是誰，如果港人肯接受，她也會認可。她若要排除某些人，不單可以在選舉後的階段否決他們，亦可在選舉前便把自己的看法先說出來。
因為多了「中央認可」這個必要條件，香港的普選無可能沒有篩選，除非中央對港人已絕無疑慮。但篩選與普選是否水火不容？這倒不見得。只要社會中存在某些人，是既得中央認可，又為大多數港人所接受的，篩選與普選便可並存。我相信此類人不在少數。香港某些反對篩選的人，實質上是不承認「雙認可」為必要條件，他們認為「單認可」便夠了，但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怎麼可能？
各種認可 司空見慣
我長期在大學工作，熟悉其運作，「雙認可」對我來說是司空見慣之事，是大學民主體制中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對其不會抱有負面情緒。大學不是商業機構，實施教授治校，萬事不會只憑老闆說了算。教授治校本身便含有民主機制，重要事項由各種委員會通過投票決定，但在行政上，又往往要得到上級或其他部門的認可才可生效。就以人事安排為例子，我曾當過校長、副校長、院長、系主任與高等研究院院長種種遴選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必會由委員會投票選出可推薦的候選人，但一定要上級認可，該候選人才能獲得委任。
在大多數的情形下，上級對委員會的推薦不會有異議，例如推薦一個院長候選人後，副校長及校長多會接受，但這並非必然，他們也會獨立地自己做好功課，看看這個推薦是否合乎校方的利益。我便見過不少上級並不認可委員會推薦的例子，要再組委員會多用一、兩年尋找適當候選人。這些例子都涉及「雙認可」或「多層認可」，在非商業性的大機構中絕不罕見，委員會的決定若得不到另一方的支持，委員中可能有人不高興，但大家一般都會尊重機制，不會否定別人認可的權力。
不過，這不並意味不同部門不會發生衝突。例如，在爭取資源上，各院系通常都會認為自己的才最正義及重要，把資源投到自己院系，對學術發展的推動，遠勝把人力財力投到別個院系。大機構只是大社會的縮影，利益衝突，甚至是尖銳的利益衝突，不可能完全不存在。有了衝突便須要化解或妥協的機制，否則大家相持不下，對機構會造成嚴重打擊。
化解衝突本身是一門大學問，在外國的一些大學中，甚至有專門研究此議題的博士課程。這些專家研究出的化解危機策略，有些也頗為合理，例如要如何加強溝通，多聆聽、站在別人的角度看問題等等，但放諸於香港今天頗為撕裂的政局，這些建議恐怕都不太管用。經濟學是明刀明槍地分析利益的學問，在不少利益衝突的處理上，可能更為現實。
「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或「討價還價博弈」（bargaining game）是我們針對化解衝突的主要分析工具。此種博弈重視雙方的相對實力，並力圖避免出現對雙方都至為不利的局面。所謂實力，是自己的能量究竟可使對手遭到多大的損失；若自己有辦法使對手要面對難以承受的損失，便有可能迫使對手就範，這便是實力的體現，也是談判的有力基礎。
不過，對手也可能擁有相同或更強大的實力，能造成一拍兩散的局面，那麼自己的談判地位便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強。擁有談判實力的目的，並不是要傷害對方，而是迫使對手不能不重視己方的利益與意見。雙方的最終目標仍然是如何把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未能知己 也不知彼
博弈論把己方可以造成對方最大損失的效果叫作「威脅點」（threat point），不知自己及對手的威脅點在哪裏，此種博弈便不會帶來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今天部分港人的問題在於不知己也不知彼，而又勇於叫陣。
不知己是因為不明白香港的談判實力已是江河日下，GDP從一度等於中國四分之一下降至今天的接近四十分之一，又誤以為自己過去的優勢可持續下去，沒有去思考如何維持及增進自己的實力。不知彼是對中國與國際形勢都嚴重脫節，在中國「大國崛起」之勢已成之時，還寄希望於中國經濟快將崩潰政府快將倒台。他們查一查統計資料，便知中國雖有「房奴」，但87%的住戶都擁有自己的物業，人均居住面積30多平方米，遠勝香港，在此條件下，「革命」哪會發生？他們多到內地旅遊，在民間多觀察多接觸人民，也會感到他們對前景的樂觀，所得資訊，遠較閱讀機場書店或旺角街頭報攤充斥的各種中共權鬥或領導人情史的「內幕」來得有用。
但更愚蠢的是，在自己勢弱及對方勢強之時，卻不斷叫陣呼喝，視對方對特首的認可權如無物，激化本來並不嚴重的矛盾。這不是化解衝突之道，是反其道而行。不過，要承受損失的人，卻不一定是始作俑者，而是普通的香港人。
我雖聽過有商界大老認為政改會通過，因美國也支持「袋住先」，但我對此悲觀，認為能通過的機會低於5%，是否如此，對我此等再無經濟顧慮的人影響不大，但香港的經濟與民主發展恐怕都會停滯下來。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