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在〈中國第二次由道家至法家的轉型與香港命運〉（《明報》，2019年1月29日）一文中，筆者指出恍似有一種不可抗力，令中國內地和林鄭月娥政府均接連出狀況──兩者雙雙出事絕非偶然，實際上反映着雙方管治逐漸呈現趨同性。當時筆者以鄧小平中國與習近平中國的統治哲學作為切入點，指出鄧小平以道家陰陽辯證法的小政府模式治國，因此才可創出一國兩制，與港人及西方的關係亦相對和諧，相反習近平則以法家純剛純陽的大帝國模式治國，其一統體制有將一切同質化的傾向，令衝突與問題逐漸浮現，只是想不到災難竟來得這麼快，令目前中國與香港均陷入「道器皆失」的境地。
由三文治結構到三角關係
以上看法雖能解釋現況，卻稍嫌哲學思想主導了一點。事實上，不少學者都指出中國國家治理制度基本上依循着中國社會的上、中、下三層結構而成：上、中、下三層可以是國家（權力）、官僚（體制）、人民，也可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人民，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解讀，但怎樣也離不開這像三文治般的三層結構。而中國國家治理就是由這3個階層之間的緊張、摩擦與衝突所形成的歷史長河，這一點在中華帝國與當代中國皆然。
儘管中國社會一直由上、中、下三層所構成，但以前除非是民變四起或王朝滅亡，否則基本上很大程度也是中央政府和官僚體制或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情，可是在這兩層的博弈下，吃虧的與最後埋單的永遠是人民。這當中可以看到這一統體制是以犧牲理性化和效率為代價來換取安定的，這次武漢肺炎當然也不例外。
但與以前不同的是，以前中央政府或國家與民眾的接觸並沒有現在那麼頻繁，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靠官僚或地方政府代辦或承擔責任。不過到了今天，特別是疫情削弱了國家的認受性，令國家權威受到質疑的時候，人民就和國家直接對上了，並開始變成一條主線，令一直以來社會的三文治結構，變成了國家、官僚/地方、人民的三角關係，這種轉型與隨之而來的挑戰應該是中央所始料不及的。
集權社會的弔詭性
如果說中共與中國歷代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中共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加強對官僚體制的控制，令兩者形成一個更嚴密的組織。習近平上台後，強化國家與黨的意志，令權力繼續向上集中，與此相對應的是對民間自主空間的排斥和擠壓──其邏輯與中華帝國歷來的國家治理邏輯無異，只不過，集權社會中理論上看起來很美好的事情，一到現實中就會走樣，這也是一種弔詭與不可抗力。
這次武漢肺炎已讓世人深刻認識到，權力的壟斷與趨於向上集中，約束了基層官員行為和執行政策的靈活性，令各種非正式權力與應對機制無效化：沒有中央的祝福，省級和基層官員便無法或不願行使權力，令權力永遠無法放在最有信息的層次，最終窒礙了行政運作的理性化，令社會免疫力大幅下降，直接釀成了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
簡單而言，這次災難是信息失靈（information failure）的結果，然而之所以信息失靈，卻完全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結果，與信息傳遞本身的關係不大。可悲的是，疫情爆發後，從中央的舉措還看不到有任何自我修正的迹象：只諉過於湖北官員，取代的都是習近平的親信，權力繼續向上集中，並加強了任人唯親而非任人唯賢的趨勢。另一方面，在李文亮事件後，只見更多「吹哨人」遭中國當局打壓，背後揭示出富獨立性的專業化過程與專業權威，被當成一統體制的威脅，遭到體制的系統性削弱、阻礙，甚至打壓，不容他們有政治動員需要以外的專業價值判斷。
Worst of both worlds
回到香港這邊，中共在大陸以列寧式政黨加強對官僚體制的控制，令兩者形成一個更嚴密組織的做法，在香港就變成大力將政府與公務員融入國家體制──企圖將原本中央、地方政府（香港）/官僚體制、人民的三角關係，簡化成上、中、下的三文治結構（而且上、中層合而為一），成功後便可專注於擠壓民間的自主空間，全面壓制香港。
然而正正是這種妄想，令原本令港人引以自豪的公務員團隊，甚至曾被稱為Asia’s Finest的香港警隊，淪為用人唯忠機制下的媚共分子。但中央始料不及的是，香港公務員的程序主義，再加上黨的路線，簡直是worst of both worlds！──公務員不再公平公正公開，對國內政治又毫無頭緒，只剩下權力與官僚主義，結果更搞不定香港市民，令中央對港管治全面倒退。
這絕非中共最後一場災難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同樣地，港府與袁國勇、何栢良等專家們的矛盾與衝突，本質上與中共和李文亮的矛盾並無二致，同樣是shoot the messenger（遷怒於傳話的人），把專業權威當成集權體制的威脅，令社會深受其害。
由於這種一統體制的嚴重先天缺陷，令陸港兩地目前均出現社會契約面臨瓦解的狀況：以前說好了政府確保經濟增長和人民的福祉，以換取人民的認受性，但現在疫情可能令兩者皆失，那就另當別論了。再者，只要一日中共不承認錯誤，一日也沒有自我修正的可能，可是這個體制又真的幾乎無法承認錯誤，因此我們清楚這絕非中共的最後一場災難。
香港不可只求穩定
可幸的是，儘管這次抗疫港府庸碌無能，卻激起了香港公民社會的自身免疫力，令港人終可明確地向世人展示，一國兩制，50年不變，最後必然是大陸向香港看齊，而非相反──這正是鄧小平的先見之明。這次疫情亦證明了在一統體制下，港人若只求穩定，那與自求多福無異，早晚定遭池魚之殃。
筆者不是不明白大眾渴求穩定的心態，可是在這次危機中，人們突然間發現錢可以一點用處也沒有，什麼都買不到，這就是只求穩定所衍生的問題──人們誤以為香港需要的是金錢和穩定，但實際上我們需要的卻是安全（security）與韌性（resilience）。
所謂穩定，說穿了是只求保持原狀，盡可能挺得住不可預測的危機，消極地對待所有轉變。然而香港並不可以只求恢復原狀，希望世界與自己永遠一成不變，而是需要在危機中主動改變自己，在每次起跌過後蛻變成一個新香港──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是香港原本的道路。港人與其懷緬「獅子山下」，倒不如重新認識「變幻原是永恆」，在動態中找出生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