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開幕禮上，回顧2019年的艱難日子，義正詞嚴的指出：許多香港的核心價值飽受衝擊，大家最重視的核心價值法治也不例外。
她又引述法院判詞，指出犯罪活動不會因為犯事者自以為基於某個崇高原因行事，便變成不是犯罪活動。
筆者非常同意鄭司長的高論。當今各界對法治的理解，各執一詞；我們不妨就按照鄭司長的主張，來看看律政司如何履行法治。
如果說示威者被捕要依律受刑，事實上很多被捕者已經有此心理準備，並不奢望法院會基於他們政治主張的內容而寬待。自佔領運動以來，法院已經表明公民抗命並非辯解理由，這恰恰讓不少被捕者的行為添了一分悲壯。
然而，另一方的香港警隊（或者稱為特區公安也不為過）屢屢違反《警察通例》、甚至在鏡頭面前做出明顯違法的行徑，對被制服的示威者拳打腳踢、亂棍侍候，種種惡行，至今都在「止暴制亂」這面大旗之下輕輕帶過，沒有做出任何檢控。
維護法治不是單靠法官
當馬道立昨日（13日）給記者問到的時候，他只能表示：檢控非法庭控制。這個答案雖讓人失望，但也是事實。首席大法官代表司法機構，但法治的維護，不是單靠法官的公正廉潔（這方面，我們還是有信心的），因為刑事程序的第一步，是掌握在執法機關與檢控機關手上。
目前，正正因為這場政治運動的一個重點，是對警隊的指控，要求警隊在整個事件中保持中立、公正執法，幾乎是與虎謀皮。警隊高層基於自保，公務員心態的自我防禦，加上個別前線警員的復仇心態，讓整個警隊在解決危機中，有明顯的利益衝突。
而本來應該獨立履行檢控工作──也是唯一擁有權力針對違法行為提出公訴的律政司，至今針對元朗黑幫的惡行，落案檢控暴動的不足十人；針對警隊的，更只有三名在北區醫院虐打老翁的警員。
鄭若驊的雙重標準
特區高層權貴的邏輯，用林鄭的話來説，就是她只剩下3萬警員。對於一眾藍絲朋友來説，他們的心理，就是「治亂世，用重典」；既然要止暴制亂，某程度的重手、邊緣行為，甚至違法行為，都是可以被默許接受的。
然而，這種邏輯就暴露了鄭若驊的雙重標準。如果爭取民主公義不能成為放火、打人、刑毀的辯詞，那麼止暴制亂也絕對不是不做調查、不落案檢控違法警察的理由。
香港實行180年的普通法、1000多章的條例、回歸以來的《基本法》，都找不到「止暴制亂」這句話，不可能成為檢控與否的依據，更不可能是法庭上的辯解理由。如果要說的話，執法者知法犯法，只會罪加一等，是加刑而非減刑因素。
特區高官放棄了過去傳統，不用法律語言作為施政的基礎，而每每在公眾場合祭出止暴制亂的旗幟，一方面讓某些前線警員的囂張惡行更有恃無恐，不受節制；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們的作風愈來愈大陸化、共幹化，以大陸式的政治口號顯示自己站對邊、立場堅定，一副向主子效忠的奴才形象，讓港人普遍反感。
律政司要堅定維護法治，其實只需要做到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特赦也好，檢控也好，前線的示威者與警員不得有差別對待。然而，目前完全看不到能做到這個基本點。
這就讓人不得不懷疑鄭司長的私心，一如警隊一樣，在此事上有着利益衝突。鄭若驊司長除了掌控檢控工作外，也是政府的最高法律顧問；而在修例風波中，她做出的法律建議，明顯讓人覺得是出於政治任務。司長一職雖然沒有首席大法官那麼德高望重，但傳統上也是法律界的翹楚擔任，有守護法治之責。可是，整個修例風波中，鄭都沒有盡責維護香港法制的獨立性。
鄭若驊與警隊已結成利益共同體
把這場反修例運動鎮壓下去，就能避過政治清算。鄭既要依靠警隊保護自己，就得躲在法治的招牌下，包庇違法警員。鄭與劣跡斑斑的警隊，可説已經結成利益共同體。
鄭是仲裁專家，非刑法、公法專家。入閣前，私人客戶多是與大陸生意有關，更讓人懷疑她的決策，有多少是為了香港的百年基業，有多少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與將來重返私人執業的便利。
事實上，抛開這些猜測，她上任之初的僭建醜聞，雖未達貪污瀆職的法定標準，但已予人專撿便宜轉空子的醜陋形象。
長期以來，法治被視為香港成功的磐石。但是法治的維持，除了有賴每個市民自覺守法外，更重要是權貴的守法，以及執法者本身的守法。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個連古代中國人都知道。今天，鄭若驊前一個Lord Bingham，後一個Lord Diplock，引述了好幾個英國大法官的話。要理解法治真諦，真用不着用這些來嚇唬人；這些斷章取義的抛書包，如果出自一個沒有德行（integrity）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香港過去的成功，除了法治，更在於社會的integrity，而這個在今天比法治更受衝擊。明末顧炎武說：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用此來評論司長為人，僭建一事，足見其無所不取；修例一役，則證其無所不為。香港際此關鍵時刻，有此種不廉不恥之徒，擔任要職，誠不幸也。
法律年度開幕有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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