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1示威者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後，前特首董建華主動承認，教改中推動通識科是個徹底失敗的政策。即時輿論反應正反都有，甚至有論者直指他把通識教育科屈成「出現年輕人的問題」的代罪羔羊；其實對立一方亦有另類極端說法。那是把政治問題揉合於教育事件中，有意或無意地將核心問題加以模糊化，在此不論。
通識教育科的出現是教育改革前，經過審視現況，並展望未來社會人材需求後才由課程專家與資深教師合力設計出來。任何科目的教與學在校園落實時，最低限度涉及三個度向：課程、教學和考評。
本文嘗試從這三個度向理解推動通識教育科與當前社會事件呈現的狀況的一些可能關連。
課程在教與學的實踐
以前曾論及通識科的課程宗旨和實踐本科的期望，這裏不再重複（註）。無論落實任何課程，教師和教材都是推行教與學的重點，若抓得不夠穩妥，實踐過程出現異化實在是意料中事。
當年推行新課程時把通識教育科納入必修科，局方曾估算每間學校要有約七位核心教師；全港開設新課程的學校數應在300所之上，就算取其中位數去預估，都需要近2000位科任教師。其時開設ASL通識科的班數不足200，那時業界內真正任教通識的教師只有百餘人。如何在三數年的短期內把供應暴增十倍之多？
結果唯有鼓勵現役教師跑去轉型，或者大量培訓新的通識教師。所以當時吸納了不少以往沒有機會進入校園任教的大學畢業生成為任教新高中通識科的教師。由於課程是新設立的，作為課程領導的校長或學校管理團隊，如何在校內素質保證機制內妥善地督導、怎樣監管課程教學過程是合符課程文件的要求？
筆者認為這個環節，可能才是導致董先生提及的「失敗」的關節點。再者，在需求遠大於供應的失衡狀態下，說不定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亦會乘機滲入校園。
無效的教材監管則是「失敗」的另一個關節點。ASL因為修讀人數少，根本無法形成一個具吸引力的教科書市場；由教師自製教材是沒有辦法下的解決方案。然而新高中指定全民必修通識教育科，對書商而言如此龐大的市場絕對是個大蘿蔔；奈何官方卻因循而放棄審批權，沿用不需要教科書的政策。結果有目共睹，大量通識教科書湧現，全不用送審。更唏噓的是部分並非由專家或資深教師編寫，而是選輯剪報或索性由報章出版。近期被發掘出來的「偏頗」通識課本，就是沒有審批的後果。
考評與目標的不相符
每年DSE開考翌日各大報章必然會對試題評彈一番，足以說明考評度向出現的問題。筆者已多次指出通識教育科使用紙筆考核模式的不配合性（註）。鑑於本科是「技能為本」設計的，其中涉及的知識都是議題相關的，並非考核的重點；反之學生思維過程及如何運用高階思考技能，才是要評估的對象。
自上世紀推出ASL通識科時已設有專題研習（IES），主因是透過IES的訂題、蒐集數據、分析討論和總結等步驟，師生均可以從歷程中完成評估和學習。所以IES是通識教育科實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比起紙筆考評，IES的效度強得多。
紙筆考核模式還會衍生出助長操練的弊病，這完全違反了推行課程原初的宗旨。操練的本質促使祭出答題時吸睛的亮點或標奇立異的想法，說不定當下年輕人的行動就是實行在這操作過程中產生的靈感。
那些常用的「三個正面、一個負面」、「不可以一面倒」、「逐個關鍵詞要回應」等策略，或可幫助取得高分數，試問真的會提升到學生的思辨和共通能力嗎？
通識教育帶來的正面影響
雖然現時通識的成效被抨擊，或被認為需要孭上黑鑊；但推出課程的原意是針對21世紀社會人材的特徵。目前的觀察是，部分年輕人加強了對社會事務關注，部分學生在準備IES時亦培養出不同的高階思維和共通能力。未來課程檢討時若要有所增刪，期望不要把這些正面影響都給拋掉。
註：2018年5月14日：〈必修不考但有評級的通識〉、2016年11月28日：〈批通識，以偏概全？〉、2014年10月7日：〈讓通識回歸為一個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