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勢怎收科？危機處理中，千頭萬緒怎定輕重先後、是否管用，都繫於「人的因素第一」。即時的收拾爛欄子和止血貼膠布，以至中短長期的重整管治方式和策略、政策和體制，由不同的人（班底）來主持操作，效果可以完全不同/相反。同一方法立場政策策略語言，有的人講起作用，另一些人講起反作用。
五人最可能得各派給機會一試
目下有誰可以組成替代核心班子，一宣布，讓全港舒一口氣、穩一穩民心民情民意，即時避免各方各種「風土病」再颳一輪，日後數月數年避免持續內燃悶燒？
放眼全港政經商界，林煥光、曾鈺成、曾俊華、張炳良、唐英年可以組成這個「五人組」班子。林煥光、曾俊華、唐英年可以任特首/任政務司/財政司（如果林鄭願意，可以做「虛君」，免重選），林煥光還可以回鍋任公務員事務局（重建公務員團隊、專業水平及士氣），曾鈺成可以任行會召集人（維持及發揮「內閣」機構功能運作及政黨關係），張炳良可以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從現實出發、探索較根本的深淺層次問題課題議題主題、替政治委任官員及專業官員補習、與中港社會及學界文化界高層次溝通）。其他還有夏佳理、田北俊、梁定邦及黃仁龍（可回鍋任律政司，形成「回鍋六人組」）。
這些人幾十年來在「中港矛盾」的湍流中守護「香港茶壺」，靠本身本事展現、累積一定能力識見形象、人文資產和公信力，有「現代感」。他們一直或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心繫「品格誠信」（integrity）及「正當性」（legitimacy），處事較正直正派、自重自制，有所為、為所不為，風評不錯。他們最有可能得到港人各派給他們一次機會試一試，在海嘯過後、持續風高浪急中化危機為轉機。
局中人報廢 只能組翻兜班子
九七後，幾次換班子危機，都是現行枱面上局中人頂上（曾蔭權接董建華、梁振英接曾蔭權、林鄭接梁振英）。十多年來，中國大改對港管治方式、策略和政策，四五個轉折階段中，香港政局枱面上的人都已消耗淨盡，全報廢。這次枱面上局中人已用無可用，祇能組「回鍋」班子。
從我30多年的觀察和接觸中可見，回鍋「五人組」的生存之道除了個人的性格品德操守，更是來自他們對中港關係的深淺層次的認知，在埋首日常實務之餘，較以抽離、站高看遠一點深思、感悟「香港現象」的問題課題議題主題（唐英年可能是例外）。
中港糾纏「你我華夷、優劣高低」
香港在鴉片戰爭後開埠，成為世界級海港大都會，百多年在英國和中國邊沿聯繫中西和全世界，成為「集中集西、不中不西、又中又西、反中反西」的東方之珠，開啟了一條通往現代世界的羊腸棧道，但在中國歷史及文化意識中，香港是化外「孽種」。
鴉片戰爭以來的西潮，是佛教東來後的另一高端文化的「入侵」中原天下。自尊自大自卑情結混雜，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糾纏於「你我華夷、優劣高低」，本身的現代化在極保守與極激進之間反覆折騰，總是要凌駕他人、控制歷史的客觀規律和方向，於是軟軟硬硬強制萬民一體同心同德集中聽令一人由上而下主宰，一時全民一起奔東一時奔西。
符合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正確取向時（如改革開放首十年），創出奇跡；逆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取向時（如大躍進和文革），禍不單行。這種由上而下唯一思想感情決策及選擇、軍旅式頒佈動員調派任務、全民單一取向集體主義一起衝的「舉國體制」和「運動式」辦事方式，正面與反面之間互為因果及動力，經常失控，國家民族社會走不出「自成自毁」的危機交替怪圈。
百多年香港「走自己路」，以個體為本位單位，社會開放、多元自由競爭，由下而上形成「正反平行、常態互動」（parallel anti-thesis）決策，決策者自己負責結果；社會以體制（institution）及市場規範秩序及大裁定得失榮辱；香港較接近「歷史（自然）選擇」。
70年來，40年中國對香港愛恨交纏，認識和政策、定位和定性、政策和策略糾纏於「你我華夷、優劣高低」。三四十年前九七問題、《中英聯合聲明》和草擬《基本法》時，中國算是盡量以香港（及其西方世界）的先進性為思考、決策和政策基礎、基準。
初見成效後，中國得其所哉便忘其所以，八九六四後中港翻臉，開放上海、收關香港；九七回歸即大開大闔以「中國（內地）方式及標準」大改造香港，以南下自己人和本地代理人員污染與破壞香港各層面，搬龍門、改game-play；港人抵制，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後，政改反悔、釋法加劇，路路堵死；先用曾蔭權後用梁振英，輔以西環的香港管治第二隊伍，啟動政經、基建及思想感情大融合，軟軟硬硬一步步要把香港扳回頭「中國星系軌跡」。否認30年前他們肯定的香港和按中國標準改造香港，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不啻是與現代性為敵。他們三人都信誓旦旦「堅決完成任務」，但把自己、香港和中國弄得遍體鱗傷。
「有權有勢無知蠻幹全潰」完美風暴
中港各有系統化辦事方式套路，百多年中港歷史大事中的乖異（如大躍進和文革），多是香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香港管治不單是政經實利實力和民生福祉，而是中港「文明方法」的差異。董建華、梁振英和林鄭月娥都昧於現代世界大局和中港差異；言行常和香港的文明取向背道而馳；「以不知為知」事小，「以不知為全知」才是大問題。中港關係如出問題，他們只講、深信「只有香港問題、沒有中國問題」，需要改造香港適應中國。政府文武公權力和經濟民生都刻意用來抵消、抵制港人三四十年的政治訴求。三人都太simple and naive，以為「有權有勢」就有一切，傾國之力高壓融合、適應中國，反而擠迫和撕裂香港，各方各走極端。
半年來橫空出世的（必須=必然）「送中」條例是「有權有勢無知蠻力塌方」的完美風暴。一二百萬人「一無所有、無望成功、無奈無用」和平上街，連續兩星期絕地絕望中一再變絕不可能為可能，香港獨有的individual-based pluralism八九六四和2003年後，又一次匯成海嘯，創造人類歷史奇跡。這次individual-based pluralism tsunami正向和反向的衝繫波席捲歐亞全球，中美關係、台灣選舉政情和梵諦岡都受影響。「香港問題」間接直接、真真假假成為日本G20會議的（外圍）關注。
林鄭純以考第一領袖生的認知及思維全盤承受上頭議程任務，積極（超額）「使命必達」。她仍活在中學和AO玻璃屋；人在做、天在看，她的「天」是老師/校長和上司/港督；通了天、沒風險，凢是必須、必然成功；天下無難事，不但「事不避難」，而是「找事克難」，愈是艱難愈向前；張德江說「中國不可撼動」，哪隻螳臂阻攔，即遇佛殺佛；她如推土機單邊單向「夠票過就過」，二年間再三再四成功，引她慢鏡頭直踩落（八九六四後另一）人類政治、歷史及文化的無底崖。她應不單是求表現那麼低莊，而是港式精英AO邏輯思維中的「天經地義、義無反顧」（記得這些中學句子，但恐怕沒進入這些中文句子的詭異含意及現實中幾千年來人妖之間的血淚內容）。
五人可撥亂反正 利凝共識融合大計
40年來，香港局勢的內外基礎是香港（及其西方世界）的先進性，處事以之為基準，順之則順，逆之則逆。綜合概括而言，「只有中國問題、沒有香港問題」。二三十年所見，「回鍋五人組」比較進入問題，進入古今中外議題課題的各方正反面，短期可以穩住局面，比較妥善處理五項訴求、獨立調查及政改。不論「五人組」多麼「香港本位」，仍脫不了「中體西用」。
就中國的需要而言，這些做到一部分，可以為2003年以來唯心虛妄的「霹靂手段、菩薩心賜」撥亂反正，恢復三四十年前一國兩制「初心」，有利凝聚共識及有效推行現有的項目及融合大計。
林鄭和中國這次在香港碰到的（現代化）問題，中國必然在中國碰到；林鄭和中國處理「香港問題」暴露的「中國問題」，中國在處理中國（現代化）問題時，必然暴露這些「中國問題」。如果700萬人社會的「風土病」也技窮，14億人社會的「風土病」怎麼辦？英美西方從「中國在香港」看「中國走進世界」。「五人組」可以實地現場示範中國長治久安和走出去所亟需的「香港座標、香港方法、香港標準、香港經驗」，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疫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