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星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1年畢業生、新加坡《聯合早報》前資深記者、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首席研究員及中文版主要作者）
前言
我是1978年底跟着一個男人從香港到新加坡安家立業，一晃37年。
過去37年我看着這個在酷熱南洋一個沒有天然資源、沒有經濟腹地的小島，從一個樸素的小鄉鎮變身為繁華的國際大都會，從第三世界跨進第一世界，從1965年建國人均收入的 516 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62,400 美元（增加 120 倍）。星展集團分析師四年前預測說2020年後，新加坡人均收入將達到71,000美元，超過美國的57,000美元25％之多。
新加坡這個翻天覆地的巨變全要歸功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沒有李光耀就沒有今天的新加坡。
我家裏請了一名菲律賓女傭，30多歲，和我的女兒同齡。人非常能幹，可是卻要丟下家中老小，離鄉背井，到新加坡謀生。她的聰明勤快，讓我更有感國家要有好領導的重要。我常對朋友說：「幸好我有李光耀，她沒有李光耀。如果她有李光耀，我沒有李光耀，那我的女兒要去菲律賓做她家的女傭。」
據說從前美國有一名外交家說，如果李光耀是中國領袖，美國和蘇聯一定要經常擁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幸好他不是。
《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
1984年我在新加坡當了一名記者，超過20年跑教育新聞的經驗，讓我贏得2009年為李光耀整理他的雙語政策的機會。這本以《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為名的書在2011年11月28日出版。
在那兩年做研究和寫作的過程裏，我翻閱超過50年的報紙，看遍李光耀發表的演講、接受的訪問報道、他的書，還有教育部所有與雙語政策相關的宣布，幾次重大的華文教學改革報告書，國會裏的辯論和民間的反應。我就像電影的剪輯員，看遍李光耀的每一幕，從中剪取最與雙語政策相關的鏡頭，把它們組織起來。我用的是「海選」方式，絕不放過任何跟他相關的資料，家裏因此就像一片汪洋那樣，材料堆得滿天滿地。
我當記者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膚淺，要寫出有深度的文章。不過，只有到了做李光耀的書，才知道自己平日對廣度和高度是那麼陌生。只有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和他以同樣水平的視角，才有了夠高和夠廣，宏觀視事的能耐。所以，我深覺有深度還是容易，但是怎樣有高度？有廣度？除非我是總理、總裁、總經理。不是「總」字輩的人，根本沒門！
我因此明白了甚麼叫曠世奇才。新加坡這個在馬來人海洋的華人島，在回教勢力包圍中，能走到今天，實在是個異數。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開除」，在毫無天然資源，連水也沒有的窘況下，馬來人是等着「李光耀不多久必定會爬着回來」。
閱讀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我的心隨着新加坡遭遇的驚濤駭浪起伏。我對南洋大學的恩恩怨怨，也有了另外一番體會。
語言的糾葛
我在做李書前，整本書的框架已經設定好。談李光耀幼年學習語文的經過，談1959年新加坡自治後的雙語兼顧，談特選學校，談講華語運動，談歷次華文教育改革，談中國崛起的大氣候等等，獨缺南洋大學。
框架的設定者也許認為南洋大學的課題太敏感，可以略去。我雖是個沒有經過南洋大學時期的中立人，卻認為談李光耀的雙語政策，哪能忽視南洋大學？
經過極力的爭取，先徵得編輯團隊的認可，最後得到李光耀的首肯。
我告訴自己：「這也許是李光耀最後一個把南洋大學事件說清楚的機會。」
「大當家」的政治考量
《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出版後，引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人士關注，大家對第三章「南洋大學」有更多意見。不少人抨擊李光耀推行重英輕華政策，最終導致華校沒落，南洋大學關閉，並為他貼上「華教罪人」的標籤，認為這是他此生最大的污點。不少南大人採取杯葛行動，罷買此書。
我想，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
李光耀說，新加坡的雙語之路，是他一生的挑戰。1965年8月9日，他懷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帶着200萬人民，走上一條沒有路標和茫無目的地的建國之路。他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必須為這200萬人民的安全和生計負責。怎樣讓人民吃飽飯，過好日子，是他作為當家人最傷腦筋的事。國家的語文政策，當然也必須配合解決吃飯問題來制定。
新加坡一位高級官員嚴崇濤在他《新加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一位老常任秘書的回顧和反思》的書裏談到他1961年到經濟發展局工作，當時新加坡的勞動隊伍有10%人失業，每年還有25,000人至30,000人從學校畢業，進入勞動市場。
他記得新加坡首任財政部長吳慶瑞博士曾憂心忡忡對他說，每天下午1時或傍晚6時的放學時分，駕車經過學校，看見數以百計的學生蜂擁而出，他總是感到觸目驚心。因為他不知道這些孩子長大後，該怎樣給他們找工作？
新加坡驚人的成就
2010年5月吳慶瑞博士溘然長逝，我想，他走時應當感到寬慰。因為，新加坡公民的就業率已經領先於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亞洲經濟體，也比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的整體水平高。當年10%的失業率，已經降到目前的2%，這已經是全民就業的水平了。
新加坡是怎樣走到今天？這條路是坎坷的，是有血有淚的，它包括了南洋大學被關閉的憤怒和哀嚎，雷厲風行推廣講華語運動時，所有方言節目被淘汰的「殘忍」、「不近人情」和「多此一舉」的控訴，以及每個家庭兩三代人之間的聯繫，隨方言的消失而喪失。
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我們不希望孩子們因為語文問題，失去優勢。」
話雖然這麼說，無論關閉南洋大學、推廣華語運動、推出英文和華文均第一語文水平的特選學校，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距離1965年建國，都是14、5年之後的事。
「無法不付出的代價」
既然以英文為工作語文是1965年8月9日建國的第一項重要決定，為甚麼不立即在學校推行英文為第一語文的政策？為甚麼1965年11月6日政府與南洋大學理事會簽署的聯合聲明中，他仍然「保證南洋大學將永遠成為獨立新加坡國家的華文大學」，「保證南洋大學不會與新加坡大學合併」？
李光耀後來說：「建國之初，要讓75%說着不同方言的華人，另外14%說着馬來語的馬來人，和8%同樣說着不同語言的印度人，學習一種『非我族語』的前殖民地政府語言作為共同語，簡直是天方夜譚。不行，那樣做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個政治代價是我負擔不起的。」
他說，當時反對以英語作為全民共同語言的聲浪，是持久不息的。許多講華語和方言的家長，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有濃得化不開的情意結。他們無法明白為甚麼英國人統治時期，他們的兒女能從小學到大學，完全接受華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選政府管理下，兒女卻必須學習英文。他們不明白在這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的社會裏，沒有辦法不承認英語是唯一能讓大家接受的中立語言，並能讓新加坡立足於國際社會的語言。英文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語文。
政治是只做可能做的事的藝術
李光耀當日在接受編輯團隊訪問的時候說，政治是一門「只做可能做的事」的藝術，他唯一的辦法是「耐心等」，等到大多數的家長都看清形勢，把孩子送進英校，等到1979年《吳慶瑞報告書》發表後，才為以英文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比重定調，1987年才統一語文源流，全國學校（除特選學校）均以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語文。
拖延了十幾年才統一語文源流，李光耀為「讓許多華校生的出路受到影響，感到內疚」。但他表示即便時光倒流，也不會提早這樣做，因為「這實在不是簡單的語文問題，而是嚴重的、複雜的政治問題。我們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我一這樣做，受華文教育者就認為我是消滅華校，會引起大騷亂。」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悼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