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龔自珍《己亥雜詩》（第5首）
中國的甲子紀年，有的在文化歷史中有特殊的意義。例如甲午會令你聯想起「甲午戰爭」，戊戌會聯想起「戊戌政變」，庚子會聯想起「庚子賠款」。己亥不知會令你聯想起什麼？我會聯想起《己亥雜詩》。
用甲子作詩題過去不是沒有，但作為組詩的稱謂便很少。把315首詩歌合為一組詩，同用一個甲子紀年──意謂都是同一年的作品──龔自珍（1792-1841）的《己亥雜詩》就應該是空前的。何況這組詩由4月寫起，到12月為止，短短9個月有這樣豐富的創作成果，是較為特殊的現象。
用9個月寫了一組流傳後世的作品，過去沒有寫作嗎？並不是。龔自珍的創作很豐盛，尤其政論與詩歌。他的詩在當時很有名，很多人學習或襲用，柳亞子就曾稱「三百年間第一流」。龔自珍在過去曾自編詩27卷，但都佚失，這就令他晚年極度重視，自編自印分贈友好的《己亥雜詩》彌足珍貴了。
事實上，這也是作者刻意營構的創作。看看這組詩開篇的第1首：「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巵言夜湧泉。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又編年。」這確是一個新階段創作的序言，是拿起詩筆刻畫社會現實的決志聲明。這組詩的最後一首（第315首）：「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就可見315首詩歌其實就是一氣貫之的力作。
作者坎坷生涯的一個小總結
或許有人會質疑，一位極有抱負的社會觀察者、一個極有愛國心的文學創作者，只在人生最末的光景，留下薄薄的一部詩集，而且通體都只是七言絕句的創作，是否較為寒傖一點？我卻不這樣看。
其一，這是作者人生最末的時期（離他逝世只有兩年，當然寫作時並不知道）的作品，積聚了極其深刻的生活認知；或許把一貫充滿戰鬥性的詩筆透過敏銳的觀察，像解剖刀般割開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從中給人看到希望的光芒。作者寫這組詩時，是伴隨個人壯闊的遊歷過程而開展的。道光19年己亥（1839）作者辭官返家，開始他九千里的遊踪。「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詩戒，每作詩一首，以逆旅鷄毛筆書於帳簿紙，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發簏數之，得紙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龔自珍全集．與吳虹生書》）這段遊歷，由4月23出北京起計，歷經江蘇、揚州、鎮江、江陰、秀水、嘉興，7月初抵達杭州。8月底回崑山縣，接著再發北上迎妻兒出都。此後經過清江浦、曲阜，11月南歸。這是滿清政府日漸腐朽衰敗的時期，作者沿途經歷，看到的社會現實是：外敵入侵，鴉片煙的災禍愈演愈烈；白銀外流，農村破產，吏治日益腐敗，是國家步上敗亡的前夕。這樣的現實境況，是文學作品具有較堅實社會內容的必要條件，也是在這特定時空中創作充滿現實性的根源。
其二、這也是作者坎坷生涯的一個小總結。生活在舊社會的那個時期，文人如果想有較良好的出身，或者是想參與政治，實踐人生抱負，考科舉是必經的路途。作者早年參加考試，可是卻因書體不同流俗規範的理由遭逢多次的失敗。直到道光9年38 歲第6次考會試，才勉強中了第95名，連一個翰林院也考不上。這當然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不合理的考試制度，使人才受到很大的束縛。《己亥雜詩》第125首這樣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只為自己鳴冤，也為國家的未來呼喊。
龔自珍其實並不需要走這條崎嶇的文化路。他來自一個很有背景的學術家庭，書香世族。他的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文字學家，父親有史學著作存世，母親也是詩人。他生活在乾嘉考據學盛行的年代，如果他走埋首國故，參與繁瑣考證的學術之途，不難成為例如閻若璩、戴震、王念孫等的著名學者。可是他的社會良知或許較激烈，改良社會的決心或許較堅定，因而走上和祖上不同的道路。在這情況下出現的《己亥雜詩》，不是應用更珍惜（而非惋惜）的目光來看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