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豬迎狗己亥臨，是尋常平淡的萬曆十五年，抑或是鴉片戰爭風雲大變局的前夕，在乎看官如何評估時局的現況。
講求變法的時代人物
兩個甲子前的戊戌（1898年），有康梁維新；三個甲子前的己亥（1839年），這一年，龔自珍寫就300多篇七言絕詩，總合為《己亥雜詩》，留存後世。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1839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的年頭，是中國3000年來的大變局。這一年年中，奉派南下的欽差大臣林則徐虎門銷煙；秋天，義律炮轟九龍山口，年底有穿鼻洋之戰、官涌之戰，朝野對東南海疆邊陲禍端，或無所知悉，或不聞不問，或視之等閒。
這時期，魏源著有《海國圖志》，介紹西方科學技術，世界歷史地理知識，鼓吹「師夷長技以制夷」；但直至滿清再敗於英法聯軍，京師淪陷，皇帝出逃的20年後，才開展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
魏源與龔自珍，當世齊名，稱號「龔魏」，梁啟超推尊二人為講求變法的時代人物。
龔自珍（定庵）父祖皆以進士科名入仕，外祖父是清代考據學家，專注文字訓詁的段玉裁。龔氏幼承庭訓，自幼勤學，經史子集皆有所得；少年時代兼習文字學、目錄學、金石學，皆有所成。亦致力於科舉之途，一心從政以施展平身所學。
龔氏27歲鄉試中式，考得舉人。道光九年（1829年）中進士。主考以其考卷書法不合程法，判為三甲進士出身，無緣入翰林，館閣之途斷絕，仕途有限。
嘉慶年間，清朝中衰景象已現，政治敗壞，制度僵化，社會矛盾加劇，民間變亂頻起。龔氏23歲（1814年），寫就《明良論》共四篇，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張。
龔氏舊學基礎深厚，體會內部政治與社會嚴峻的挑戰，認知外部西力東漸的加劇，洞察時局的危難，轉而着力經世致用之提倡，是中國近代走向現代化轉型的啟蒙期人物。
《己亥雜詩》貢獻不少
道光三十九年（1839年），鴉片戰爭前哨戰之年，龔氏棄官南歸，往返北京與杭州途上，寫成《己亥雜詩》300多篇，題材多借題發揮，針砭事弊，既有自況以抒胸懷，亦有振臂以抵勵志氣，讀其人其詩其字，提供我們學習文學，認識歷史，了解政治。
《己亥雜詩·其五》：「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志士仁人的反省與超越，以其尸位而難有作為，棄官返鄉。眼前落日斜暉的悵然，天涯何處的落寞，發憤為講學東南，化育人才的志向。
《己亥雜詩·其一二五》：「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與龔氏早年《咏史》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前後呼應。批判高壓政治，言論蔽塞，制度失效，人才敗壞。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高喊天公要抖擻，科舉要改革。
己亥同年，龔氏又寫就散文《病梅館記》。托梅議政，揭露和批判清朝統治者束缚士子思想，以科舉考試壓抑、摧残人才，諷喻改革政治，打破嚴酷思想统治。其文後段言：「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
龔氏嘲諷控訴同時，不忘育人之切，棄官東南歸，頗有孔子失意政治，轉而講學育才，以求化三千，七十士的抱負。奈何不知天公何所想，龔氏無緣見識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簽訂，早卒於道光四十一年（184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