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回京，朋友聚會，有人說看不懂中國經濟。若說濫發貨幣，卻流動性吃緊；若說通貨膨脹，卻 CPI 不斷下行；若說匯率承壓，卻順差還在擴大。主流輿論繼續唱好，非主流仍然看淡，政策依舊在慣性中滑行。那麼，應該如何認識中國經濟呢？同時，如何破解中國經濟的難題呢？
牛頓第二定律解構中國經濟增長
首先，我們重新解釋一些經濟現象。
牛頓第二定律表明，物體的加速度與施加的淨外力成正比，與物體的質量成反比，方向與淨外力方向相同。以方程式表達：F = ma。其中，F 是淨外力，是所有施加於物體的力的向量和，m 是質量（重量），a 是加速度。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F = 效率提升 + 資本擴張。其中，效率提升 = 管理進步 + 科技進步。管理進步和科技進步均涉及體制改革，很難一蹴而就。隨著中國經濟總量 m 的快速增長，保持經濟增長速度 a 就愈來愈困難。在效率無法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F 必然依賴資本擴張。
資本擴張，在外資湧入到達峰值後，自然就轉換成了人民幣超發行。人民幣超發行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惡性通貨膨脹將導致人民幣崩潰，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世紀性災難。顯而易見，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應該源於管理進步和科技進步，我們現在必須全力阻止通過貨幣超發模式來「穩增長」。就經濟政策而言，在效率提升不足以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應有勇氣戒除對寬鬆貨幣政策的慣性依賴，我們必須接受經濟增長速度較大幅度下滑的嚴酷現實。此刻，我們必須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並在經濟良性循環中完成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
牛頓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是有極限的。我們已經開始觸碰到這個危險的極限了，我們已經開始進入經濟增長的數量極限了。經濟學講究邊際效用，經濟學不承認什麼「好政策」。所以，「保增長」必須給出明確的貨幣超發行邊際。並且，這個「保增長」必須符合貨幣發行的剛性約束性條件。所謂貨幣發行的剛性約束性條件，就是確保人民幣實質購買力，也就是說必須捍衛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如果，「保增長」等於濫發貨幣，「保增長」等於人民幣崩潰，這個絕對的「保增長」就是不折不扣的壞政策。現實往往是殘酷的，壞政策中隱含了龐大的既得利益，壞政策在主流輿論中變成了詭異的「好政策」，壞政策一旦實施就會形成巨大的歷史慣性和路徑依賴。毋庸置疑，人民幣匯率已經處於歷史性的時刻了，我們必須對寬鬆的貨幣政策進行科學的論證了，基礎貨幣供給不能超越經濟運行的一般需求，我們堅決不能允許政策投機。我們經歷過銀元券和金圓券的荒謬時代，我們沒有理由再次重蹈覆轍。我們現在面臨兩難選擇，要麼得過且過將壞政策進行到底，要麼義無反顧將好政策全面落實。崇禎選擇了前者，國破家亡；雍正選擇了後者，康乾盛世。普京選擇了前者，盧布崩潰；奧巴馬選擇了後者，美元復興。
愛因斯坦相對論：GDP 的代價
其次，如何認識中國經濟的問題呢？
在牛頓定律之後，愛因斯坦相對論為人類認識世界打開了更寬闊的視野。1907年，愛因斯坦撰寫了關於狹義相對論的長篇文章《關於相對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結論》，在這篇文章中愛因斯坦第一次提到了等效原理。他以慣性質量和引力質量成正比的自然規律作為等效原理的根據，提出在無限小的體積中均勻的引力場完全可以代替加速運動的參照系。依據等效原理，經濟增長速度是相對的。人民幣與美元密切聯系，使得人民幣尺度與美元匯率聯動，美元升值時人民幣度量尺度在延展。其含義是，2014年的7.5%的實際增長，遠高於此前超過8%的名義增長。並且，在全球增長放緩的時刻，相當於引力場的引力衰弱。其含義是，為實現2014年的7.5%的實際增長，國家付出了遠高於此前8%的經濟政策推動力量。
此判斷的結論，一是我們的絕對速度在降低，而我們的相對速度實際上在增加；二是我們為了維持高速度，必須付出比以往高很多的代價。所以，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支撐一個脫離實際的名義速度。要知道，在愛因斯坦的質能守恆定律中（E = mc²），質量和能量是反比例關系。意思是，我們是否需要損耗能量（國家信用）來支撐質量（GDP）。過度透支國家信用以獲得高速增長，可能意味着未來的報復性衰退。道理很簡單，高通脹將導致資產溢價高於生產利潤，最終將迫使資本退出創造價值活動，我們最終會陷入全面經濟危機和大蕭條之中。在制訂經濟政策時，我們確實需要科學發展觀。
經濟非科學 卻理應科學
經濟學不是科學，卻應該科學。科學不外於哲學，哲學就是理性的審美。我們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本意是希望人民生活整體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整體得到改善有兩種方法：第一是經濟總量增加；第二是經濟存量再平衡。意思是，在經濟總量增長放緩時，我們仍然可以通過經濟存量的再平衡達成目標。也就是說，收縮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可以通過實施稅賦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予以補償。一些朋友可能片面理解了改革，改革不僅僅要解決增量問題，改革也必須解決存量問題。當然，經濟學應該科學，卻真的不是科學。因為，「正能量」確實不屬於物理學範疇，「正能量」是一種高尚的社會主義情操。放寬時間與空間的視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統一性，寬鬆的貨幣政策就是向窮人課稅，緊縮的貨幣政策相當於向富人課稅。
解決存量平衡問題，恰恰是為總量增加奠定堅實的基礎。富人付出一些犧牲，恰恰是為了子孫的長治久安。畢竟，大家都不願意革命。在瑞士與香港的32年長跑中，瑞士的平衡增長最終戰勝了香港的畸形增長。事實上，經濟規律是不可戰勝的，發達國家的長期穩定增長，正是源於經濟結構的均衡穩定，而絕非來源於扭曲經濟結構。過度扭曲經濟結構的國家，無一不是最終走向衰敗。
我們提出強化針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課稅，是經濟再平衡的必由之路，是共富、共榮、共贏的和諧之路。相反，無底線的寬鬆貨幣政策，必然導致極度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資本大規模外逃，貨幣超發反而導致資本收縮，最終將徹底枯竭經濟增長的動力。所有無序寬鬆貨幣的國家，無一不是死於信用崩潰。一個偉大的政府，不在於滿足少數人的無限貪婪，而在於滿足多數人的基本需求。道理講清楚了，政策選擇就有了思想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