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際知名歷史學家、香港大學第11任（1986－1995）校長王賡武教授，歷史是微觀至一個人的成長和背景；宏觀至組織、地區、國家和人類的發展過程，這些都是「與過去互動而成的關係」。他寄語尤其是年輕一輩，要了解歷史，才懂得選擇合用的過去經驗來分析此時今刻所發生的事，融匯古今，方能真正了解現在，規劃將來。
港大冼為堅傑出訪問教授（人文學科）王賡武教授早前應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邀請，由新加坡到港出席公開講座。在此之先，港大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獲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協助，情商王教授以「『史』與歷史學」為題，向黃麗松講堂的200多位中學生演講。
歷史與歷史學不同
「『史』不完全是學術性的，跟『歷史學』有別。」被譽為「海外三大華人史學大師」之一的王教授指出，「史」的概念廣泛，與歷史學牽涉考證資料真偽不同。「我從來對『歷史課』不感興趣，但我想起來，我從小時候在海外長大，注意到人來自不同地方和背景，大部分都是移民，對他們的經驗、語言、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等都有興趣。每個人的背景都是個人歷史，推更遠的話就是他的國家、宗教等等，出發點都是由你的興趣開始。」
王教授說，人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的環境深入了解，「不管你住在哪，你家和鄰居的歷史、社會背景、建築、生活方式⋯⋯都有它的來源，這就是你對歷史最自然最靠近的開始。」即使是學生，其實都要不停的面對歷史，「看什麼書也好，作者的背景跟他所描寫的，和我們現在有什麼不同或相同？有興趣的話，什麼都是歷史。當你對過去和現在不停的感興趣，而且認為相當重要，對了解自己也有幫助的話呢，那你的興趣就會發生」。
當一切都是歷史，中國傳統所指的「史」又是什麼？王教授簡明扼要地點出中國古代典籍的四部分類法「經史子集」。他解釋，這文化產物大概由唐朝開始，從宋朝正式納入應用，當中的「經」以儒家思想主導，屬抽象的原則和理論；「史」則提供具體的社會及國家之經濟和政治等發展經驗，讓「經」的原則有所參照，產生更有血肉的價值，使人活學活用，尤其是要古今融合的話，可讓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會變化。「這是互動的關係，但因為不是樣樣東西都（與現在）有關係，要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過去的話，你要選擇，要選擇，你得先要懂得過去。這是基本的出發點。」
王教授又提到「信史」的概念，即有文字及物件佐證的、較為可信的歷史，而司馬遷的《史記》及班固的《漢書》，均以有趣的寫法記下對國家發展或未來有用的歷史資料，成為了史的經典，建立日後撰寫歷史的標準，尤其是司馬遷身為朝廷史官，把整理和保留歷史的制度得以傳承下去，為後繼之人提供了有用的實錄。
不過，王教授指，朝廷史官所記載的正史以外的，都是被視為不能完全可信可用的「野史」，但後來大眾發覺正史涵蓋的根本不夠所需，又衍生了很多其他如通鑑、會要等說歷史的方法，使中國歷史傳統變得愈來愈豐富。
「歷史有兩個主要源流，一是朝廷的政治源流，另一個是宗教的。」王教授說，在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一神論是主流文化，歷史也是由基督教派來寫，發展到啟蒙時代，歷史更是有終點的，並開始着重科學這潮流，而科學不僅影響了工程、經濟等現代化過程，還影響了歷史發展，把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應用於挑選過去知識來分析現代問題，最終演變成包括歷史學等各種不同學科。
但是，當歷史也要科學化，王教授認為這反而把歷史學限定在相當窄的範圍，變成了非常專門的史學，如經濟史、勞工史、外交史等，而由於過分專門，很多背景都無法講清楚，最理想還是世界史和專門的史學都要平衡發展，在專業地深入了解某些問題時，同時要把知識統合起來，以廣闊看法來分析，才有助人類的發展需要。
現代的歷史學都由西方為主
王教授再提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現代的歷史學都由西方的歷史觀來分析不同背景的歷史。「西方的或亞洲都有新一代史學家在想，以歐洲中心論為主導的歷史學，是否可接受？要各方面不同角度分析全球史，才免誤解。」他說，當年楊子超發現中國史的傳統也有限制，就是中國歷史過分重視中國的發展，不注意其他地方的發展，把它們都排除在外，所以中國傳統歷史也需要重新整頓一下。在楊子超之後，中國史學家都到處學習，但仍在爭論哪些適合中國使用。
「部分人接受西方一部分如馬克思、列寧史學的概念，但西方史學當時也有不同潮流，民族的、國家的，哪些合用？後來從爭論中，又演變出共產黨變成正統基礎，接受了馬列的階級觀來重新寫中國史。結果到二十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又有一代不同史學家改變想法⋯⋯而官方、史學家各有看法，如何把中國史跟世界史結合起來？」
王教授認為，不單是中國，全球各國都在面對如何在世界史上把自己國家定位的問題，而一切都是態度攸關：「要了解並尊重別人歷史的不同出發點之道理，接受不接受是另一回事，需知道每個社會都有它的需要和動機，這樣才會對自己的社會、文化、國家、民族的出發點至少敏感一點，與別人有相同的地方就合作，不同的地方至少可辨別出來。」
他強調，要求同存異，需要的是對別人歷史「真正想了解的態度」，而且對自己和別人的歷史存同理心，知道別的國家的問題所在，互相幫助。「要怎樣教育去使得我們的思想更開放、更進步？⋯⋯基本上是態度的問題，如果願意採納各種各樣的經驗來幫助你了解自己的國家和社會，那態度起了很大作用。這是一個很健全的看法。我鼓勵大家用這方法去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