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2·3事件想到政治教育

今天是澳門12·3事件周年紀念日。事件起源於學校擴建導致警民衝突,繼而演變成全澳戒嚴,最終令澳葡政府失去管治威信。當年鮮有老師在課堂討論事件,因為那些年大多數學校都是有政治潔癖的。

本文刊出的日子剛好是鄰埠一宗社會事件──12·3事件的周年紀念日,當地似無甚紀念跡象。去年則是香港六七暴動的50周年,本地社會也算不上有什麼紀念,但坊間仍見評論文章,亦有專題報道、電影製作。其中有些回顧提及「六七」的出現,是源於鄰埠的「12·3」。如今「12·3」和「六七」都成為歷史,但其帶來的部分影響延續至今。

政治潔癖教育 殖民管治所必須

坊間不少評論或研究對兩件事都有精闢分析,筆者無意班門弄斧,兩者都是政治事件。12·3事件起源是學校的擴建導致警民衝突,繼而演變為全澳戒嚴,最後以澳葡殖民地政府失去管治威信為終結。約半年後香港的六七暴動由新蒲崗的一宗勞資糾紛為起點,其後出現警民衡突和暴動,結果促使港英殖民地政府做出相對開放的施政,並推行諮詢式管治。

記憶所及,在當年及以後自己的基礎教育經歷中,鮮有老師會把這些事件的背景、經過、結果等與學生討論,因為那些年大多數學校課室有政治潔癖的。社會層面上,兩件事各自在當地課程內也是隱形的,好像從未發生過。

為何會有這種政治潔癖的處理手法?相信是因為當年的政府管治是殖民主義的產物。試想像一下,容讓衝擊政府的訊息留在學校系統,經年累月地發酵;加上年輕人多數偏向激進,最終只會帶來更大的管治隱患。

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校園裏,不只沒有相關的課程,好像連公民教育也不曾顯著地現過身。直至九十年代左右,香港教育部門發表了《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提出滲透式「推行公民教育應遍及全校」。大約十年後的修訂版更明顯地把公民教育作為政治教育的載體。

回歸後公民教育 無助改善身份認同

簡單計算一下便會發現,被標籤為舊世代的中年人40年前做學生時,並未有外顯的公民教育;那些年甚至連社會發生過的事情,都可能被禁止在課室內交流討論。被標籤為新世代的年輕人在新世紀時身為青少年,這時學校則依《指引》提供公民教育。

然而回歸以來每當發生政治爭抝、社會事件時,兩個世代對政治爭抝的立場迴異,對這些事件的觀點與批評亦有很大的不同。是否因為教育過程不同而導致差異呢?當然,這個粗糙的猜測難以作準。

政治是眾人之事,現時什麼事情都很易政治化,發酵一段時間後更會惹來激進的行動。是否在基礎教育課堂內增加政治教育就可以減少這些尖銳的對抗呢?

殖民地年代時政府為了便於管治,刻意收起政治教育,那時中學生大多數不會理解身邊發生的政治事件。回歸前後本地教育部門一直是沿用殖化教育方式推行公民教育,明顯無助改善新生代市民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近十年的多起涉及暴力鬥爭的政治事件就是例證。

最新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內提出學校需要培養學生的道德及公民價值觀,包括了「國民身分認同」;課程更要求加深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理解。似乎回應加入政治教育的訴求。光靠這份指引是否可以將現時動輒就出現的政治爭抝的社會文化加以扭轉?恐怕都是不能。現時推出的文本和更新設計效果如何,視乎什麼人去教、採用什麼教學法去做。實在難於寄以厚望。

一國和兩制之外要加點包容

特區的「特」除了「一國」和「兩制」外,恐怕要加多一個特點:包容。過去港人忙於衝經濟、闖難關之餘,仍然擁有相對包容的空間;只要不犯法,我們有自由去講、去做、去批和去撐任何事。期望有一套公民教育,能讓我們重新擁有這點包容。

黃冬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