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人變得喜歡以「我的志願」的方式來討論和思考問題。這跟我所認識的香港文化，有點不一樣──曾幾何時，我們劈頭的第一個提問，總是關於海外、周邊市場有何需求？香港在市場中間佔有一個怎樣的位置？可以怎樣利用那些機會？當然，用時下流行的眼光來看，這未免太過被動，而且也沒有什麼志氣，只懂向外借力，而不是自行創造條件、迎難而上。
「窮則變」變「我的志願」
對！迎難而上！坦白說，在我可能錯誤的記憶裏，這句說話，相信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才變為常用。以前，我們更相信靈活變通、以柔制剛。當然，作為一種態度，沒有人會對迎難而上有任何疑問；但作為應付問題的方法、策略，則不見得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以往香港人不大習慣講很多豪情壯語，反而喜歡強調「窮則變，變則通」，有時候更會特別重視「醒目」、隨機應變。這種「醒目文化」不是沒有它的問題，不過好處是懂得左顧右盼，了解客觀形勢。
近期香港社會討論如何投入大灣區發展，給我的感覺就是講了多遍「我的志願」，同時也多了一份豪氣，強調主觀能動性。從某個角度來看，精神可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是出奇地以香港為中心的思維。如果大灣區求才若渴，而且覺得香港人才特別是他們所需，而與此同時，區內又正缺乏這方面才能的人力，理論上在需求與供應互動之下，香港人才以較大規模的形式進入內地勞動力巿場，應該早已發生。但現實的情况卻並非如此。
香港人才進入內地當然大有人在，但很多都是通過香港企業派駐內地城市，而且職業種類高度集中於專業及經理人員，而不是分散分布於各類工種。內地（以至世界各地）對香港人才存在需求，我們沒有必要妄自菲薄，低估自己的能力。問題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是關於大灣區作為香港人就業的一條重要出路，則我難免會感到好奇：為何應該是相當「搶手」的香港人才，在早已對外開放的大灣區裏，仍未成為「搶手貨」。
我完全可以預見，對於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會引來這樣的反應：內地與香港在工資方面仍存在明顯的差異，由於香港僱員薪酬偏高，所以內地僱主望而卻步。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假如我們換轉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內地僱主並不覺得香港僱員值得那份額外優厚的工資，又或者他們認為以較低的薪水，亦一樣可以在內地找到足以替代香港人的人才。
內地開放改革多年，企業在很多方面早已懂得藉市場機制（或類市場經濟）來應付問題，然而未有出現一股對香港人才的潛在需求，這似乎並非制度障礙所造成的後果，而是它們有着其他更好的選擇去解決問題。今天，香港特區政府在想像，只要能夠消除一些制度障礙，便可以運用大灣區內的潛在需求，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令他們重燃向上社會流動的希望。這聽起來有點搞笑。
粗略地說，區域發展中的人才流動，主要受到「推」與「拉」的兩種力量所支配。香港人被吸引（即是「拉」）到大灣區發展，最有效的方法是提供高薪厚職或前途一片光明的工種。而從這個角度來看，針對香港人而提出政策者，其實應該是內地地方政府、企業。這是有需求的一方嘗試引進人才。有沒有這樣的需要才是關鍵所在。說得直接一點，香港能否在大灣區內扮演某個角色，不是視乎特別行政區有何志願，而是決定於周邊城市、地方是否發現香港（包括香港人）能夠滿足它們某些需要。
以為願意輸出 人家便會接收
現在，香港好像覺得自己沒有需要去了解周邊城市、地方對其有何需要，而自我感覺良好，繼續編寫「我的志願」，於是覺得只要我們將人才送出，自然會有企業、單位接收。如是者，港方的論述盡是香港人可以（或希望）在大灣區做些什麼，而甚少討論究竟對方有哪些方面的需要。
說得難聽一點，這套港方的論述目中無人。不是先想人家要些什麼，而是自稱可以給對方供應些什麼。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廠商大舉遷廠的時候，珠三角一帶的地方政府不會挑剔，大致上只要資金來投，歡迎之至。但今天香港再度出發，要進入大灣區，時移世易，已完全是另一個遊戲。以往是香港資金扮演支配的角色，去充分利用人家的資源（例如廉價的勞動力）；今天，我們跟周邊的地方說，有高質素的勞動力供應，但港方從來沒有研究他們可以怎樣配合未來僱主的需要，也沒有想過為何對方不會另作其他選擇。我們似乎假設，只要港方願意輸出，人家便會接收。這是何其自我中心的想法。
但只要我們細心觀察，持這套自我中心的港方論述者，其實是社會主流：特區政府這樣想，建制派這樣想（「只要年輕人願意北上，機會處處！」），連本土派也是這樣想（只是他們的結論是堅持不會去內地）。以這套論述、心態來參與大灣區發展，很難想像會搞出些什麼成績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