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月梅博士:主流教育的角色是什麼?

袁博士雙眼通紅道:「不少老師的子女也有讀寫障礙,有特殊需要。很多時候,老師們都說到流淚,他們有時間照顧別人的小孩,卻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小孩。我自己也有小朋友,自問也對他有所虧欠,因為我有時間教導別人如何當一個好媽媽,自己卻做不到一個好榜樣。」 她認為主流教育明顯有責任培育學生,但是必須做好分工,這樣才能令主流教育發揮其功能。
 最後一位講者則是來自教育界——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袁月梅博士。
袁博士在教育界有多年經驗,她坦言在教育界的這些年,令她深深感受到弱勢的無助。「根據陳葒校長所說,他所幫助的並不只是弱勢,而是弱勢中的弱勢。而我接觸的,也有不少是這種情況,他們大多都有多重身份,例如既是新移民,又十分貧窮,亦是南亞裔人。基於這些身份,令學校真的很難幫助他們脫離弱勢。」 袁博士認為,聽了蔡元雲醫生、吳天海先生及陳葒校長的分享後,實在令她很感動。她認為社會上有不少有心人願意站出來,為弱勢出一分力,這是令人感到鼓舞的,亦證明香港是有希望的。 然而,若然要解決弱勢學生的問題,始終得從主流教育着手。

新移民比本地學生更有積極

談到教育界的問題,袁博士認為坊間有很多錯誤的觀點,例如認為弱勢一定是懶散、欠缺動力。「無可置否的是,弱勢學生面對很多問題,但是否就代表他們欠缺動力,不積極呢? 其實不是,我跟一些新來港的學生談過,他們不少都是用功學習,甚至不明白為何本地學生經常在課堂睡覺。」為此,袁博士也問過這些本地同學,了解他們在課堂睡覺的情況。結果,本地學生這樣回答:「為什麼不可以在課堂時段睡覺?我由小學開始已經這樣了。」 這令袁博士感到,其實不少新移民的學生是十分積極、用功的,他們的成績有時候會比本地生的成績更好,更有學習動力。
講者袁月梅博士(左二)、陳葒校長(左三)、蔡元雲醫生(右三)、吳天海(右二)及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主席李愛蓮(左四)、幹事戴健民(左一)及黎國燦教授(右一)合影。<br/>(灼見名家圖片)
講者袁月梅博士(左二)、陳葒校長(左三)、蔡元雲醫生(右三)、吳天海(右二)及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主席李愛蓮(左四)、幹事戴健民(左一)及黎國燦教授(右一)合影。<br/>(灼見名家圖片)

促請政府釋放老師空間

袁博士認同三位講者的說法,指出要解決弱勢學生的問題,必須有賴各方面合作,而主流教育更是責無旁貸。「我十分欣賞陳校長,因為他看到主流教育的不足,看到主流教育無法做到的事,他願意去填補這些不足,做一些主流教育做不到的事。他毅然離開主流教育行業,成立另一個機構去幫助學生。這必定需要很大的勇氣、委身才能達成。」袁博士亦認為工商界願意為弱勢學生出一分力,這令她感到十分鼓舞,「就如吳先生的學校起動計劃,這可以帶動工商界更關注教育問題。剛剛吳先生提出的 business in community(BIC)、professional in community(PIC)等是教育界的一大喜訊。」
然而,雖然工商界、社福界、自願機構、慈善團體積極回應弱勢的需要,但其實各方面包括主流教育究竟擔當什麼角色?「在主流教育方面,如果認為學生的學業成績不理想,那老師便會利用吃飯、下課後的時間,安排同學留下來,了解他們的情況。甚至利用吃飯和下課後的時間替他們補習,有時候更會要求他們在星期六回校補課。坦白說,老師並非萬能,老師也是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顧。」
說到這,袁博士雙眼通紅道:「不少老師的子女也有讀寫障礙,有特殊需要。很多時候,老師們都說到流淚,他們有時間照顧別人的小孩,卻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小孩。我自己也有小朋友,自問也對他有所虧欠,因為我有時間教導別人如何當一個好媽媽,自己卻做不到一個好榜樣。」 袁博士認為主流教育明顯有責任培育學生,但是必須做好分工,這樣才能令主流教育發揮其功能。
主流教育明顯有責任培育學生,但是必須做好分工,這樣才能令主流教育發揮其功能。(亞新社圖片)
主流教育明顯有責任培育學生,但是必須做好分工,這樣才能令主流教育發揮其功能。(亞新社圖片)
說到發揮主流教育的作用,袁博士認為政府應給予學校和老師更大空間。「我是真的很希望政府能夠更加靈活處理教育問題,更彈性處理學校的問題,給老師多一點空間。舉例說,我們都知道,當政府一頒布新的政策,在政府撥款後,學校便要立即實行新政策。就如政府早年推行融合教育,老師便要立即照顧不同學生,不論學生有讀寫障礙,還是智障、傷殘,老師亦得立即處理、照顧好。教育學院甚至可以立即開辦一些課程供,老師便須立即進修相關課程,進修完畢後便可有效地幫助學生。但其實這都是不可行的,政策常變,而且每個學生的能力也不同,怎能期望老師、學校隨時能立即處理新政策呢?」

把支援學生多元發展工作外判

袁博士認為,若真的無法從教育制度着手,那政府其實可以引入民間力量。「老師每天都需要處理很多教學以外的工作,根本沒有時間、空間照顧學生。為此,我有一個提議,就是把支援學生多元發展的工作外判。即是說,除了正規課程外,其他學生需要的情緒控制、社交禮儀、閱歷、交友、品格等培訓,將此交由一些企業、社會機構去承擔,讓一些自願人士、自願機構提供固定的支援。」
袁博士亦提及認可的問題,「當然政府亦需要制訂一些資歷上的認可,這樣學校才有信心讓學生參與活動。其實坊間有很多民間團體或一些大型企業願意分擔學校的工作,就如剛剛吳天海先生說的,九倉集團除了在財力上的支援,亦可提供人手支援,這確實是個好消息,因為學校正正缺乏這些資源。如果能釋放這些民間力量、民間資源,那便有助釋放老師的空間和時間,讓老師專注在自己的專業,了解學生需要,這才真的可以幫助學生。」

加強心靈教育

袁博士亦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我訪問了很多學校,發現南亞裔的學生對學校更有歸屬感,而且亦易於滿足,比一般香港的學生快樂。原因是他們的宗教信仰給予他們肯定,而且家庭比較和諧。他們的目標不是只是讀大學,對他們而言,大學不是唯一的出路,他們在畢業後可以回家鄉,即使是當保安,他們也覺得沒有問題。」
信仰、心靈教育確實有助增強學生的抗逆能力,袁博士補充說:「我們常常說學生欠缺動力,很早便放棄自己,那其實是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人生不了解,沒有方向。我們常常說德、智、體、群,但很多時候都忽略生命教育,這是對學生最為重要但卻最被忽略的一環。」
袁博士重申,解決弱勢學生的問題是有賴大家群策群力。她希望工商界可以繼續支援學生,繼續關注弱勢學生的問題。雖然未必立即有解決方案,但認為對話是十分重要,透過加強對話,大家都可以不斷學習、尋找共識,希望終有一日可以解決弱勢學生的問題。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袁月梅博士(灼見名家圖片)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袁月梅博士(灼見名家圖片)

袁月梅簡介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先後獲英國布尼大學文學士、蘭卡士大學理學士、曼徹斯特大學及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本港小學老師、廣州師範學院訪問學者及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課程發展、多元/跨文化教育、中港跨文化教師教育和融合教育。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