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者也許會知道，我對收入分布及貧富問題一直都深感興趣，在過去也寫過好些文章討論相關議題。我關注它們有短線及長線原因。第一個短線原因是因為我是扶貧委員會的成員，若不先做好功課，會容易迷失方向，人云亦云；第二個短線原因是去年我第二次獲梵蒂岡邀請參加一有關全球貧富問題的研討會，要與眾多來自歐美的經濟學家交流，不搞清收入分布的實況便容易丟亞洲人的臉，緣因我是與會者唯一的亞洲人，險被那裏的同行視我為亞洲的代表，嚇了我一大跳。
但遠遠地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布與經濟增長都是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問題，它們對人類的福祉影響深遠，成熟的經濟學家都不會放棄思考它們。
關於香港的收入分布問題，我的主要結論不外有三：第一是香港的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十分巨大；第二是貧富懸殊問題在回歸以來並無惡化，差距與以前無甚差別，不少論者以為差距有惡化，他們所持的理由全部經不起推敲；第三是社會流動性近年有減慢趨勢，原因是經濟增長不振，社會於是未能開拓足夠多使工作人口可以晉升的機會。
全球貧富 輕微收窄
在梵蒂岡期間，我認識了一位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一見如故。他的重大貢獻是建立了一個覆蓋全球94%人口的數據庫，內含數以億計的各國人民多年來的收入數據，分析這些數據後，使他得到一個結論：儘管在不少國家的內部收入分布愈顯不均，但我們若把國界消除掉，視全世界人口都是同一地球村的公民，那麼全球人民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近年有輕微下降趨勢，反映世界人民的貧富差距已有收窄，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但原本極度貧窮的國家近年有大量人民脫貧。
米蘭奴域的結論也許可稍減梵蒂岡對貧富懸殊的憂慮。我猜測梵蒂岡搞這個研討會也許是受到去年初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所影響。這個研討會有一結論，是全球性的收入差距擴大，會為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風險。但從當時樂施會發布的附和性新聞稿所見，論壇與會者更加擔心的，不見得是收入差距是否擴大，而是財富是否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其中一條矚目的新聞是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根據瑞信集團的數據，香港可能有十餘萬人口屬此行列），擁有了全球幾乎一半的財富。
最近有份網報的編輯部撰文，一方面對我有關收入分布的分析不表異議，另一方面卻責我沒有注意香港的財富分布愈見不均；他們引用的數據，我可能知道得比他們更詳盡，其來源是瑞信集團自2000年起每年都做一次有關全球財富分布的報告，其中有關香港的部分似乎顯示，香港最富有的1%成年人口，在2000年擁有着全港35.4%的財富，以後連年上升，從無間斷，到了2014年，這1%已擁有52.6%的財富，至於最富有的10%，則擁有77.5%。若此結論屬實，則香港危矣！
該網報的編輯部肯用時間找尋數據支持其論點，是我從來都大力鼓勵的行為，他們在之前討論部分郊野公園可否用作建屋的問題上，也顯出有點經濟慧根，與一些不敢就事論事的人不同。但香港不少年輕人染上惡習，便是在討論問題時自信不足，惟有不理會別人說過些什麼，自製一個稻草人供其攻擊。這種文風是年輕人要成為大器的障礙，不可不戒。這好比幾十年前內地的戰爭片般（有郭蘭英唱主題曲《我的祖國》的《上甘嶺》是典型），美帝士兵都狀若癡呆，行動遲鈍，這便容易使大陸人民以為美軍都是少爺兵而輕敵害了性命，此事誤國甚深。
上述網報編輯以為我迴避分析財富的分布，其實反映他們對相關數據缺乏認知。財富是歷年淨儲蓄的總和，與收入頗為不同。在統計意義上，收入的數據準確得多，財富卻不然。試問若有統計人員跑來問你有多少身家？你能否準確回答？我是可以的，因為我有習慣每天都據市場變化而在電腦更新財富的數據，但據我所知，很少人有此習慣。就算你清楚自己有多少財富，又是否願意透露？因此之故，香港的統計處根本沒有搜集個人或住戶財產的數據。既然如此，瑞信又從何可以得知港人的財富分布？不懂問這問題便是欠缺批判思維了。
全港財富 難知分布
但撰寫瑞信全球各國財富分布報告的經濟學家，並非「柴娃娃」，否則世界經濟論壇及樂施會也不會以此報告為基礎發出號召。這些報告的主要作者在多年前曾替聯合國做過一份性質近似的報告，推算2000年各國的財富分布，當年香港的媒體也有報道，原因是香港的人均財富（以購買力平價計）全球排名第一。
他們主要的數據，是來自47個國家的住戶收支平衡表，另又有4個國家有住戶調查數據，其他近百個國家的數據，則是以「靠估」為主。由於香港根本不存在他們所需的數據，所以他們在報告中一早便坦率說明，香港的有關數據質量「低劣」（poor）。既然他們已作聲明，我們怎能對最富裕的1%人口佔據了52.6%的財富缺乏批判思維照單全收？其實我一直懷疑他們一些涉及全球性的結論不一定站得住腳，能提供住戶收支平衡表數據的，多是發達國家（這些數據的準確性也並非無可疑之處），近百個窮國根本無條件獲得數據。在基本上缺乏根據的條件下，窮國資產被低估的可能性容易偏高。
要全面研究香港的財富分布，我相信是暫不可能的，但若只要求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卻也不是全無迴旋空間。詳列不同人等各自擁有多少財富會十分困難，但估算香港財富的總值倒可做得到，儘管誤差不會小；又因為超級富豪有多少身家早已是半公開的數字，所以最富裕的1%總共有多少資產，其估算的精確性較為可靠一點（但不完全可靠）。若有最高的1%及總體財富的數據，我們自然可驗明香港財富分布不平均到什麼地步。
上文提過，瑞信報告的部分作者過去曾替聯合國推算過2000年各地的人均財富。當時估算出的香港每名成年人平均擁有財富211,179美元（以官方匯率計算），但在瑞信報告中，這筆2000年的成年人平均財富卻調低到117,371美元，差別巨大，由此可知作者對有關香港的估算毫無信心。
回到2014年，最新的估計是每成年人平均有163,706美元財富，這意味着．香港的總財富是9,980億美元，等於港元7.73萬億。香港最富裕的1%人口佔有52.6%的總財富，便是據此而來。若香港總財富不止9,980億美元，則1%的富人財富佔有率便須下調。
上述數字是否可靠？我認為十分可疑。美國人揮霍，無甚積蓄，但成年人人均財富卻比香港高出116.4%，台灣較香港窮，其人均財富也比香港高11.6%，新加坡則更高出77.1%，因此我相信香港的財富是遠遠受低估了。
住宅物業 財富一種
低估多少？我們可轉一轉腦筋，用另外的方法計算。歷年人口普查都有不同住戶總入息的數據，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計算出工資的總額大約佔 GDP 52%，剩下來的48%便是資本的回報了。2014年香港 GDP 估計約有2.24萬億港元，這便意味着資本的投資回報總共有1.08萬億港元，究竟總額多大的資本才能每年生產出1.08萬億的回報？我們可用股票的市盈率作參考，恒生指數2014年底的市盈率是11.01，由此可算出香港可用作生產的資本總值約11.8萬億港元，遠遠高出瑞信報告中所用的7.73萬億。
要注意，可用作生產的資本只是財富的一部分，港人所擁有最大額的非生產性財富自然是住宅物業。香港共有269萬個住宅單位，這些樓宇值多少錢？計算時，74.4萬個公屋也應包括，因它們不但是已存在的實體財富，同時每年也可替住客省下不少租金。按揭欠債不用理會，經濟理論告訴我們，有債仔便有債主，有人欠下100元的債，便有人擁有100元的信貸，互相抵銷成零。就算香港樓宇的平均值只得150 萬元（實際不會這麼低），樓宇的總值也超過4萬億，那麼港人財富的總值便起碼有15.8萬億元，是瑞信估算的兩倍有多。如此說來，最富裕1%的港人擁有的財富可能只是總財富52.6%的一半左右，即26.3%。
投資教育 方為上策
其實上述的計算仍有遺漏，在現代的生產中，資本已沒有這麼重要，新的意念或人力資本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曾用計量經濟學估算過，佔 GDP 52%的總工資中，其實當中的40個百分點並非回報勞動力，而是人力資本的回報，這便等於2014年 GDP 中的8,920億元是人力資本的回報，港人人力資本的總值由此也可推算為可能接近10萬億元（投資人力資本回報率往往比普通投資更高，這裡假設它們相若）。
但人力資本應否也視為財富的一部分？經濟學界一般認為應該。設想有人剛在哈佛大學的醫學院畢業，但因過去要交學費，欠下一大筆債，我們會視此君為窮人需要救濟嗎？不會，因為他擁有的人力資本足可保證未來有穩定的高收入。他的入學讀書，是一種選擇，他知道他要付出代價，失去早日工作賺錢的機會，而且會欠債，其賬面財富變成負數，但他仍這樣選擇了，原因是他知道他的財富只是由一般的形式變成人力資本吧了。
瑞信所發現及世界經濟論壇所關注的財富高度集中並非無的放矢， 但我們也應了解，低收入之人要往上流動，把僅餘的財富用作教育投資是有效途徑，他們這樣做，可以提高未來的收入，但卻會減少現在的賬面財富。若把注意力放在賬面財富上，反而不及盯着收入分布這麼有用。至於香港的財富分布是否變得更不均，我們實無足夠證據支持或推翻任何相關的論斷。不過，我們倒是知道，若要長遠地縮窄收入或財富的差距，投資在教育上仍是最值得推動的政策。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