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香港書展的講座，有一場由資深傳媒人Mark O’Neill主講，這位愛爾蘭裔英國人，生於倫敦，在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攻讀英國文學，早年在北愛爾蘭當記者，報道當地新聞，但廣為人知的卻是後來取的中文名字「歐年樂」。
唐紹儀故居啟發著書靈感
1978年，歐年樂與中國結緣，穿梭兩岸三地，為BBC、路透社、《南華早報》等媒體工作，還娶了位中國太太，岳母大人就住在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位於珠海唐家灣的故居對面，這個發現竟給他帶來寫書的靈感！
2006年，歐年樂離開工作了近10年的《南華早報》，專心著述，2015年出版了《唐家王朝──改變中國的十二位香山子弟》（The Second Tang Dynasty – The 12 Sons of Fragrant Mountain Who Changed China）一書，記述了晚清至民國12位影響中國政經和文化教育發展的香山（今中山市）子弟，包括帶領第一批中國幼童赴美留學的容閎、第一位在歐洲接受西醫培訓的中國人黃寬、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永安百貨創辦人郭樂等人。
歐年樂至今已出版多本中國近代、現代社會與國際關係的著作，這些書大多同時推出中、英文版，讓不同母語的讀者（包括他的岳母）都可愉快閱讀。
善於從歷史中發掘話題
那麼，新聞記者出身的人研究歷史有何不同？歐年樂在書展講座介紹今年出版的《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Israel and China: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Silicon Wadi）時，便充分表現了他善於從歷史中發掘話題的「新聞觸覺」。
猶太人後代認祖歸宗
歐年樂指出，猶太人的祖先早在唐朝 （618-907年 )來到中國尋找商機，不少人定居下來，成了商人、農民、工匠、醫師，甚至通過科舉考試做了官。自然地，他們跟大唐女子通婚。河南省的開封，是當時眾多猶太人聚居的城市。斗轉星移，千多年後，這些猶太人的後代已經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可是問題來了，1948年立國的以色列是「全球猶太人的家」，她會不會接受這些中國人臉孔、對猶太教信仰陌生的猶太人後裔「還鄉」（Aliyah），回到以色列「祖家」呢？
答案是可以的。2016年至今，開封市已有19名猶太人後裔成功「還鄉」。可是，這個Aliyah的過程殊不簡單，他們必須先通過以色列首席拉比院（Chief Rabbinate）認可的歸宗程序，還要學習希伯來文和猶太教義……才算是官方認可的猶太人，獲得以色列接納為公民。
20世紀上半葉歐洲的動盪，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納粹黨上台，尤其是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納粹鐵蹄下的歐洲諸國，命運多舛的猶太人，許多被逼離開原居地，千里迢迢來到沒有種族歧視傳統的中國。
上海曾收容3萬猶太難民
歐年樂指出，早在1896年，清政府就與沙俄簽署密約，准許俄羅斯建設橫越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直抵俄羅斯遠東地區港口城市海參崴的「中東鐵路」，大量俄人因此移居哈爾濱，此後俄國政局動盪加劇，猶太人為免遭到種族滅絕，紛紛移居外地，哈爾濱是其中一個熱門城市，到20世紀20年代，該市猶太社群的規模已達25000人，有助哈爾濱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
另一個曾經大量接收猶太人的中國城市是上海。歐年樂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對猶太人關上大門，唯獨上海接收了大約3萬名猶太移民，成為全球最大猶太難民集結地，這也是《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一書中，最讓人感受到英雄氣慨、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章。
中國官民義助逃離納粹魔掌
他指出，戰爭期間給猶太人伸出援手的，有國民政府外交官、1938-40年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何鳯山博士，他違背上司（駐柏林大使陳介）的命令，給猶太人發出數以千計的簽證，幫助他們逃離納粹魔掌。何鳯山博士2000年獲以色列政府追認為「國際義人」；也有在納粹佔領的烏克蘭藏匿、照顧猶太女孩的普通中國工人潘均順，他也在1995年獲以色列授予「國際義人」稱號。
然而，歐年樂也發現有一個中國人，在戰爭中站在歷史的反面，沒有被授與「國際義人」稱號，卻也為拯救猶太人盡了力，這人叫王替夫，是偽「滿洲國」外交官，1939年3月，他曾在納粹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普陪同下見過希特拉一面。希特拉自比成吉思汗，透露征服世界的野心。不久，德國果然陳兵邊境，準備入侵波蘭，王替夫早知希特拉的野心，亦料到德國終將潰敗。德國最初強令「滿洲國」公使給猶太人發簽證，希望他們早日離開德國，但後來改變主意。作為外交官，王替夫認識很多猶太人，也很同情他們，因此向猶太人發出大量簽證，助他們離開德國。不過，因為擔任過「偽職」，戰後被蘇聯紅軍逮捕，流放西伯利亞勞動，1956年獲釋，1960年代被翻舊賬，下放農村，2001年在哈爾濱逝世，相比何鳯山，這位「中國舒特拉」的命運比較坎坷。
日本皇軍「挽救」猶太人？
不獨是在偽「滿州國」供職的中國人，歐年樂指出，連納粹的「盟友」日本人，也拒絕執行德國對猶太人所謂「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即種族滅絕計劃）。因此，儘管日本佔領下的在華猶太人，與中國人同樣生活艱困，絕大部分卻能倖存下來。
可是，由此衍生另一個爭議──日本軍政府有沒有「挽救」在華猶太人？如果說日本軍政府「挽救」了在華猶太人，中國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歐年樂訪問了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健教授，他就直言：「公共租界、法租界的確挽救了猶太人，日本人只是沒有殺猶太人，如此而已。」他又反問：「最終，勝利屬於同盟國的盟軍，但若戰勝的是軸心國呢？日本該如何處置手上的日本人？」
德國歷史學家摩爾（Hainz Eberhard Maul）也認為，日本拯救猶大人與否，並非取決於日本的寬宏大度，而是出於戰爭進程的形格勢禁。他認為，日本最初有考慮執行有關屠殺猶太人的計劃，但因為1943年2月，「德國最終在史太林格勒（今伏爾加格勒）戰役敗下陣來，日本拒絕配合德國攻擊蘇聯……」。
作為講座主持的作家陶傑卻不同意上述說法，他認為，歷史沒有「如果」，日本也沒有像希特拉這般仇視猶太人的人物；其次，日本人當時已經知道馬克思、愛因斯坦等猶太名人，並相信猶太人是優秀民族……。」
不過，我們也應該記得，明治維新日本向英國學海軍，日本人理應也敬重英國人，但他們進攻新加坡時，沒有對英國戰艦「威爾斯親王號」和「卻敵」號 （HMS Repulse）留手；進攻香港時，對抵抗的英軍、加拿大軍也沒有手下留情；為了攻佔緬甸，日軍在泰國北碧府強逼盟軍戰俘修築桂河大橋和鐵路，結果萬計盟軍戰俘客死異鄉，當中也有不少英國人。
無論如何，香港猶太教莉亞堂的Asher Oser拉比說得中肯：「我相信神，也信天意。有時候，如果我們運氣好，可以看到神引路的手。在華猶太人的故事，是我們交上好運的一例。我們看到了神引路的手，也看到了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