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學沒畢業，做了十幾年的鄉村小學、中學教師，之後成為大學教授；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執教；他對經史子集均有研究，堪稱一代通儒，尤以治史聞名，著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他54歲時白手起家，遠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他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被譽為「一代儒宗」、「國學大師」、「一代宗師」……他，就是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的錢穆先生。
父親遺言：汝當好好讀書
錢穆，字賓四，1895年7月30日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世家，據傳是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錢穆的祖父、父親都是秀才，錢穆小時便接觸傳統典籍，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七歲，錢穆被送到私塾讀書。
他記憶力過人，9歲時便能背誦《三國演義》。有一次，叔伯客友問錢穆：「聽說你能背誦《三國演義》？」錢穆點點頭。一客說：「我來命題，來段《諸葛亮舌戰群儒》。」錢穆從容不迫，一字不落地背了出來，而且還揣摩人物個性、身份進行表演，眾客友拍手叫好。錢穆也很自得。
第二天晚上，錢穆隨父親外出，路過一橋。「認識橋字嗎？」父親指着橋嚴肅地問兒子。「認識。」兒子脫口而出。父親又問：「橋字何旁？」兒子答道：「木字旁。」父親再問：「木旁換了馬旁，是何字？」「驕字。」兒子的臉上露出惶恐的神色。父親又說：「你知道驕字的意思嗎?」「知道。」兒子點頭說道。父親拉着兒子的手輕聲教誨道：「你昨天晚上的表現，正像那字，你知道嗎？」錢穆聽罷低頭默不作聲，心中慚愧不已。
還有一次，父親教導錢穆的哥哥讀《國朝先正事略》。父親講到曾國荃攻破金陵，李成典、蕭孚泗等先入城有功。錢穆父親說，這個地方有隱諱，讀書要知道言外之意──無非就是曾國荃破城，頭功卻被李成典、蕭孚泗等搶去，《國朝先正事略》用春秋筆法表達了作者態度。錢穆在床上偷聽到這些，頓時開悟，高興得沒睡着覺。從此，同樣讀書，錢穆會比別人有更多收穫。
錢穆的母親雖目不識字，但頗知禮節，深為族人所敬重，其教育子女常以「閒話家常」的方式進行，對子女多有啓發。錢穆曾稱自己幼小初有知識，得益於母親與兄長之日常家語。
1904年，錢穆與長兄錢摯一道考入無錫蕩口果育學校，開始了小學四年的讀書生活。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錢伯圭與錢穆同族，他有兩個兒子，後來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學家，一個是金屬物理學家錢臨照，一個是工程力學家錢令希。
見錢穆聰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道：「讀過。」錢伯圭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
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從而引發出他畢生的治學宗旨和一生的終極關懷：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究竟將何去何從？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2歲時，父親去世，臨終前對錢穆的遺言只有一句話：「汝當好好讀書。」此時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但錢穆的母親堅持不讓孩子輟學，她曾言：「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氏家族保留幾顆讀書種子。」於是，哪怕是窮到年夜飯都是家族施捨來的地步，錢穆兄弟仍然繼續學業。
1907年冬，錢穆考入常州府中學堂，開始了三年零三個月的中學讀書生活。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期間，除格外惜才的校長屠孝寬外，給錢穆印象最深的還有教史地的老師──歷史學家呂思勉。
有一次地理課考試，呂思勉出了4道題目，每題25分，其中第3題是敘述長白山的地勢軍情。錢穆對此題很感興趣，首先作答，下筆後思如泉湧，欲罷不能，直到交卷時，才發覺自己只答完了一題。發卷子後，錢穆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老師還在卷子上寫了長長的評語，對他的賞識躍然紙上。
在常州府中學堂讀四年級時，學校發生了學潮，錢穆、劉半農、瞿秋白等是學潮的代表。最後錢穆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錢穆依舊欣賞，於是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
當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南京私立鐘英中學遣散師生，所以錢穆只得輟學在家自學苦讀。他「未嘗敢一日廢學」，並學習曾國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給自己定下學習目標，雷打不動。
遇見貴人 從鄉村教師到燕京大學老師
1912年春天，由親戚錢冰賢介紹，18歲的錢穆離開老家七房橋，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小學教師，由此開始了服務桑梓的鄉教生涯。從1912年起，在10年半的時間內，錢穆輾轉4所小學，教書、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
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1923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
1929年7、8月間，已成名的顧頡剛應北平燕京大學之聘，離開廣州中山大學北上，途中到蘇州家中小住。在東吳大學陳天一的陪同下，到蘇州造訪錢穆。這是中國現代兩位著名歷史學家的首次見面，錢穆迎來了他生命中的貴人，命運發生了深刻轉機。
顧頡剛在錢穆桌上看到《先秦諸子系年》草稿，徵得錢穆同意，攜帶回家閱讀。顧頡剛對錢穆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贊賞，直接對錢穆說：「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教歷史。」1930年，由於顧頡剛的推薦，35歲的錢穆得到了北平燕京大學的聘請。這年秋天，錢穆北上，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開始了他北平8年的大學教書生涯。
到校不久，司徒雷登在臨湖軒設宴招待新任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宴會上直抒己見，以前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內心很羨慕。來到學校後一看，覺得大不以為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這是什麼意思？所謂「中國化」又體現在哪裏？應該改成中國名稱才是。事後，燕京大學特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此外，燕園內還有一處湖泊，景色優美， 還沒有名字，但各式各樣的名字試了很多，總覺得不合適。因為一時無名，遂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
那個時代的老師不好當，一不小心就要被學生轟出去。錢穆連中學都沒有讀完，如何讓眾人心服口服？
錢穆憑借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錢穆的學識用學富五車已經不足以形容了。僅在北平任教的幾年時間，他就購書5萬餘冊，為此節衣縮食，把除生活費外的所有收入都投入購買書籍當中。他曾自嘲，一旦失業了開個書店就可以維持自己的生計。錢穆燕大的學生李素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所以賓師上課時總是氣氛熱烈，興味盎然，沒有人會打瞌睡。」
同時，隨着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刊出，錢穆的學術地位也得到了學術界的肯認。《劉向歆父子年譜》全面批駁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的主要觀點，是錢穆由一個中學教員躋身大學講壇的主要學術憑藉。此外，錢穆還完成了早年重要的學術著作《先秦諸子系年》的寫作。對此，陳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稱贊。陳寅恪稱《先秦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陳寅恪將錢穆之著作與自己最尊崇的王國維著作相提並論，可見陳對此書的贊賞。
錢穆在燕京大學執教一年後，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於是辭職。後來顧頡剛再次舉薦。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頡剛對錢穆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顧頡剛給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胡適一向好提攜後進，也賞識錢穆的學識，於是錢穆便到嚮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雖說錢穆能到北大任教，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孔子早於老子，他卻認為老子早於孔子。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他也毫不掩飾，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裏哪裏錯了。
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着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對問題往往反復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他愈講愈有趣味，聽的人也愈聽愈有趣味……
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原刊於壹學者，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