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尤其八十、九十後）和台灣走得很近，有人移民台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難以想像。當年，台灣和香港大眾社會疏遠一如大陸和香港，是文星的書刊和李敖的犯難文章，令一部分香港文藝青年和新一代知識界思想者感覺台灣的存在和不同命運（香港不會這樣處理李敖，李敖現象香港也難出現）。
港人個體自覺自重，惟欠缺深刻認識
他們既與掙扎求自由民主的台灣人共呼吸，也觀照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未來。九十年代中期，我對台灣的朋友說，二三十年後台灣和香港的關係會親密得多。
台灣和香港均於西方敲醒中國後在一條跟中國大陸不同的現代化路上掙扎前行。戰後20年的六十年代，是台灣中式剛性軍政統治和威權主義在美國眼皮下向個人自由和社會開放的轉折點（像韓國電影《1987：逆權公民》）；香港相對處於較先進文明的歷史階段，一直是英式軟性威權主義、古典個人自由和社會開放與基本法治的混合。香港人身在此山中，免於大陸式和台灣式統治與管治，個體自覺自重，慣於平和理性冷靜非暴力，視之為文明；對於身處的類現代化生活方式、多元開放法治社會、個體及知識思想信息自由，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並沒多大自覺和深邃認識。
煥發文明的原始野性魅力
那20年，大陸借香港（通過左派機構）向台灣（偷偷）輸出大陸已禁的五四文學重版書及保釣刊物（《七十年代》）；台灣官方及民間向香港輸出文星書刊、李敖和余光中、張秀亞和瓊瑤。六十年代初的文社潮，正開始由文學轉向社會時局和政治及思想，李敖像一道雷射光劃過香港上空，照到新的空間，示範高水平的戰鬥文章是怎樣的。他的偶像光環維持至七十年代，其間《傳統下的獨白》、《文化論戰丹火錄》、《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上下古今談》、《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醒覺青年人手一冊，有人還保留至今。文星雜誌那篇〈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有些人圍着誦讀，有人熱淚盈眶（像20年後看《走向共和》）。
親台灣的國民黨（右派）和親北京的共產黨（左派）兩個黨國體制在香港的繼續內戰，香港的西式自由社會和多元互動秩序（只要在法治的忍容度內）任由雙方「文鬥」。雙方的觀點和中式文風（以至六七暴動的行動）激烈走極端，一般港人視之為「non-HongKong」，視若無睹；雙方的宣傳言詞和行動不符、現實與理論脫節，「社會信用」低，不得真人心。攖住青年想像的第三勢力提倡自由多元中立理性，兼且資源有限，啟發的自發文社中人自制；香港的時評政論和思想理論普遍正反討論、溫文儒雅。香港人潛意識的暴力需求似乎盡被（後來）武俠和黑社會電影商品化。李敖制敵封喉的「暴力文字」補了一個香港的空隙，煥發文明的原始野性魅力，刺激青春熱血，餘波迄今可辨。
「李敖現象」不單是文字and/or思想and/or社會and/or政治的，而是200年中西古今文化交流／衝突／融會轉型的一丁點波光。中西200年關係、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化轉型及其不同路向、國共內戰、台灣黨國體制和社會、抗爭民主自由人權運動，以及李敖的背景和性格，混合孕育一個李敖現象──超限巧用台灣的壓迫和自由、狠狠抓住對手弱處、反制壓迫者和一切權勢；有超人意志、能力、機靈和韌力，以新舊學、奇思妙想才華及筆力撕裂大格局和時局時人時事；出入古今時代和中西社會的常理常態，得勢自創game play、自訂標準，建構自負自戀「一人一世界」；荷戟自由鬥士任性闖關縱橫呼嘯，精密玩弄文字、玩命玩世，四方八面開弓，啟蒙與復仇、譁眾自娛，掀起水花泥濘四濺。
憑着一人抗爭者的功力、意志和能耐，他啟迪台灣人和香港人從自己出發、觀察和思考人生與社會和生活現實，為個人和集體的夢幻、思想感受和言行深思籌謀，活出一個唯我自我。
先做「中國人」才能做「人」
台灣黨國體制及社會對李敖這種衝破黑暗的自我邊緣人的壓迫，算是歷史轉型的mild版，但當年已讓港人間接體驗什麼是「中國」和「現代」，以及「中國」與「現代」有什麼差異、相隔多遠。這些半世紀前的零星問題命題課題，如今香港更見迫切。那篇〈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必將再讀，但不知要再過多少個20年。「個體／個人」是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前提，但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沒有「人」（個體／個人），只有「中國人」。在中國，先要做「中國人」，才能做「人」；不是「中國人」便不是「人」（維園阿伯的這個邏輯，五千年古已有之）。李敖一生和魯迅、李贄和司馬遷一樣，在台灣做足了一個「個體者」（the individual）。他的一生，折射什麼是（某種版本流派的）個體／個人、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以及個體／個人、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在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會怎樣。
香港有這個「個體／個人」的前提，但「拿來主義」（個人多於個體），不知（各種版本流派的）個體／個人底蘊。香港是中國第一個社會，以西方200年前古典概念的個體／個人、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礎，由下而上形成各層群體組織及機構，合成一個完整、具實體性的（類）現代社會，但港人（和中國）不知其然和所以然。九七問題40年來，香港（和中國）正在補「（各種版本流派的）個體／個人、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在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會怎樣」的課。
忘命活出自我再掙扎游回
李敖成功做足一個「一人一世界」的個體／個人，初期成為台灣黨國軍警體制的「他者」（the other），把不可能變可能，引領台灣（和香港）的個體化／個人化／自由化風尚，中期成為台灣社會建制內外任何成功權威、人和機構的「他者」，樹敵無數。但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只是他的自我的工具，他不是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倒像一個libertarian）。後期他成為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的建制內權威、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威權主義+文化主義+傳統主義的代言人和老頑童，像一個necessitarian／determinist，疏離／反／非／去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和民主，成為台灣社會、台灣人的「他者」；他的個體／個人重生，膨脹起來，自得其樂。
他一生如鮭魚，給歷史狂潮由大陸掃進台灣，忘命掙扎活出「超人」自我，忘我掙扎游回大陸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
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主導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是個體／個人從政教合一的單元holism中解放出來，回歸古希臘的個體／個人自由、理性和世俗實利。思想、理性、唯物思想、科學、經濟、貿易、市場、社會、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主、法治、人權、新聞媒體、創意創新莫不以個體／個人為基礎單位，由下而上形成各層群體組織及機構。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前提是建立五千年沒有的個體／個人、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香港（和中國）補課，40年而後，中國和台灣200年而後，還要多少個百年？
還需要多少年補課
問「多少年」是假定中國願意，但200年來中國時而願意、時而不願意跟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主導的現代化和全球化（視之為「Euro-centric／以夷化華／亡國亡族亡文亡我」），要「走自己的路」，如今又大搞一次「反個體／個人、反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反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集體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似乎開始進入中世紀，單向單邊擴張單元無限封閉體。
沒有／否定個體／個人、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只有集體主義的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威權主義+文化主義+傳統主義的中國、中國人社會、中國文化，會是怎樣的？人類世界會是怎樣的？這，大概超越李敖的想像（雖然他在較小範圍的台灣親歷）。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