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罪疚初探

西方的宗教雖然日漸式微,但中國人的罪感文化依然薄弱,對於「金簡」(實用)的關注,也遠遠超過「除罪」。如今大國崛起,該如何提高國民素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責任感及羞恥感,這個文化重建工程依然很不容易。

承接上文:〈中國式的罪疚感──從武則天「除罪」金簡説起〉

上文談及武則天金簡的來龍去脈。對於晚年武則天來説,渴望權力和長生,肯定超過對於平生所作惡事之愧疚。即使在金簡中期望「除罪」,也很可能主要是基於實用思路下的形式主義及條件交換,而非內心世界的靈魂拷問。

唐朝至今雖隔千年,但文化基因一脈相承,並未斷絕,具有中國特色的罪感文化依然普遍,很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中西罪感文化

自從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罪感」在西方文明的重要性之後,20世紀不少學者進一步把不同的文化分為「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和「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並將中國、日本等東方文化歸類為前者。(如許烺光、Erik Erikson及Ruth Benedict等)

如此分類雖未全面,但也頗具參考價值及解釋力。例如在罪感文化中,人人均有原罪和自私,並不存在道德完人,故此對於權力必須時刻警惕、監督和制衡,由此也發展出基於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西方政治。

西方宗教與罪感意識。(Shutterstock)
西方宗教與罪感意識。(Shutterstock)

而建立在性善基礎上的恥感文化,認為在禮義廉恥的自我修煉下,道德聖人可能出現,完美的人治是可能的。故此恥感文化更為重視道德修養,以德服人,中國文化就是明顯例子。

在此基礎上,比利時漢學家鐘鳴旦(Nicholas Standaert)對中國文化中的罪感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中國式的罪感文化來自佛教,恥感文化來自儒家,且以後者為主流。由於恥感主要依靠個體自省,門檻較高,故此教化面相對有限。而且中國文化更為重視現世懲罰而不是死後拯救,故此難以形成較為系統及普遍的懺悔傳統。

劉再復教授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缺乏懺悔成分,因其哲學傳統(儒及道)都欠缺「靈魂叩問的資源」,無法形成「更高的超越性參照體系」。故此中國既無典型的懺悔文學,也缺乏靈魂深處的辯論。中國主流文學的最大弊病,就是「流於表面的控訴和外部的譴責,不能深入到歷史文化的根部進行深層透視及反省」

他認為如今對於文革的反思,以及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反思「大多數停留在表層,控訴、泄憤、譴責成了很多廉價作品的創作動機,多數作家缺乏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執着,缺乏進入共犯結構的勇氣」。至於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對於法律責任之重視,遠遠大於道德責任。

漢學家鐘鳴旦(Nicholas Standaert,右)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時留影。(新亞書院圖片)
漢學家鐘鳴旦(Nicholas Standaert,右)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時留影。(新亞書院圖片)

劉再復教授在香港舉行講座時留影。(香港都會大學圖片)
劉再復教授在香港舉行講座時留影。(香港都會大學圖片)

冷漠、狡黠、羞恥感

如今國勢漸強,但中國人社會中缺乏羞恥、罪疚感的現象似乎仍是常態,無論是職場工作上的不負責任、人際互動中的傷害忘卻、醫療失誤後的若無其事,以及政治誤判後的推卸責任等等,只要稍具有社會體驗的中國人,對於那類具有中國特色之愧疚,都該見慣不怪,且不會抱着太多期望。

例如在2017年的一項全球性問卷調查中,在「你最擔心國家什麼」一項中,約有47%的人中國人在前3項中選了「道德淪亡」,之後是「環境破壞」(40%)及「失業」(31%)。在「道德淪亡」中,佔了最大比重的項目,就是缺乏羞恥或罪疚感。當然,這背後更涉及與之息息相關的「誠信」問題。

對於中國式的罪疚感,內地社會學家翟學偉多年來研究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及行為模式後,寫有《中國人行動的邏輯》,有着以下歸納:

「中國人的道德實是一種體驗──情境性的道德,它不靠教義來教導人,而是勸人以身體力行來教化人。……在這種強調『體驗—情境』型的文化中,缺乏的是真正的理解……

只要他或她不想設身處地或不是真的事到臨頭,就完全可以抱無所謂的或世故的態度來對付眼前的事。這種心理就像已經上車的人看車下的人擠不上來時的心境差不多。中國成語中的『隔岸觀火』及『幸災樂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這種心理。」

「……說中國文化是道德文化也好,恥感文化也罷,或認為它們是一種意思的兩種說法也行,(但我想説明的是)中國人的羞恥感並非人們想像得那麼一本正經,在它的特質之中包含着圓通、機巧和世故,本質上有着狡黠成分。如果你對之不動真格,也不過於認真,你的社會化便完成了,你作為中國人就相當地道和本土了。」

社會學家翟學偉教授與其著作《中國人行動的邏輯》。(南京大學、開明書店圖片)
社會學家翟學偉教授與其著作《中國人行動的邏輯》。(南京大學、開明書店圖片)

做錯了事、對不起人,卻可以「無所謂」、「世故」、「圓通」、「機巧」、「狡黠」,這些字眼令人如此熟悉,卻又徒嘆奈何。如此失衡的肇事者及受害者關係,在中國人社會中似乎特別明顯。

剖析事實及指出不足並不等於詆毀中國文化,更不代表外國月亮特別圓,我們需要從西方世界來取經。因為一來西方宗教土壤無法異地移植,二來他們也自顧不暇,宗教土壤日漸流失,失去了橫跨數千年的主導影響力。

例如在2017年英國的一項大型調查中,有71%的英國年輕人都不信教,全部人口中有53%不信教,只有18%的人會積極從事宗教活動──這是宗教在歷史上第一次處在少數地位。

如此發展下去,西方世界的價值規範究竟以何者為衡量/參照,真是不太樂觀。所謂西方沒落,其根本上似乎不止於政治實力及經濟能力上的衰落,更為重要的是精神支柱的逐漸崩塌。

文化建設 任重且道遠

作為中國人卻也不須拍手叫好,隔岸觀火,因為我們的文化一直面對罪感文化缺位或薄弱的狀態,如此造成的整體社會耗費(social cost)相當龐大,更不利於國民素質之提高。

有論者認為人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片「除罪金簡」,這實在宅心仁厚的天真想法。現實生活中「臉皮厚而無形,心地黑而無色」的現象並不少見,「冷漠」及「狡黠」更是常用伎倆,《厚黑學》的精髓在中國人社會中依然大行其道。

這是因為人們對於「金簡」(實用)的關注,遠遠超過了「除罪」(內疚)成分。

如今大國崛起,該如何提高與之相應的國民素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責任感及羞恥感,無論在理論重建還是現實實踐,真是一點也不易。

中國式的罪疚感 2-2

施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