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接近天堂的地方──巴黎掃墓隨想〉
相比起西方，中國的墓誌銘就繁複得多，內容分為誌文和銘文，前者記事，後者頌贊，全文統一，講求工整，多為蓋棺定論式的評價，蘊含道德規範。而有關墓誌銘的源流，基本上認爲是起源於東漢，普及於魏晉六朝，真正的繁榮期則在唐代。
中國墓誌銘的三大特徵
第一是避諱死亡。儒家思鄉以現世的積極，壓抑、避開了死亡意識，故此，中國墓誌銘中，多用其他詞語代替死亡，例如歿、故、卒、逝、殤、作古、殞、薨、崩、仙逝等予以避諱。此外，也用上華麗莊嚴的辭藻來作為修飾，例如「辭光白日，掩駕松山」、「淵珠墜壑，玉碎荊山，大夜一深，白日不旋」等，如此也表達了對死者的哀思。
第二是以「死者為尊」。不論死者生前如何，過世後則極盡頌揚和追思，例如《皇甫驎墓誌》稱讚其才情「三才啟曜，五氣流暉。名川峻阜， 靈感特微。……綽矣高度，希世間出」；《楊穎墓誌》稱讚墓主楊穎「君資性沖邈，志秀天雲， 情高古列，不橈下俗」。如此導致「諛墓」之風盛行，存在過於溢美、浮誇不實的現象，影響相當深遠。
第三就是傳記與記事的特徵。這種寫法具有重要的史學、文學和藝術價值，就如榮新江指出：「墓誌提供的細節之豐富是驚人的……墓誌也是古人用來表達其自我認知的重要空間。」故此，墓誌銘能夠起到證史補史的作用，是研究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生動的「參考書」。
「諛墓」之風與「名人」傳記
「諛墓」即墓誌銘上那些過於溢美、浮誇不實的普遍内容。如此風氣，也同樣反映出中國傳統傳記中，存在着「曲筆詢情、無美稱美、弄虛作假、微功過褒、誇大失實」的諸般弊端。
有見於此，偶有文人對之提出批評。例如南朝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設立了《誄碑》篇，提出了墓誌銘寫作要「資乎史才」，才能「必見清風之華」，達到「其序則傳」及「其文則銘」的效果；而宋代文學家曾鞏亦在《寄歐陽舍人書》中批判了「諛墓」之風，認爲「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
他認爲只有品德和文采具高的人，才能勝任撰寫銘文的工作，而評論公正和文采斐然的墓誌銘，可以使善人「勇於自立」，使惡人「以愧而懼」，達到教育和感化的「警勸」功用；歐陽修的看法更是精到，認爲撰寫墓誌銘必需文簡而意深，含蓄蘊藉，實事求是，切勿虛美妄言。
當然，這類聲音在傳統社會屬於極少數，現實中也難以執行。例如曾鞏雖不屑那些「褒揚其親」而失實的墓誌銘，但自己也無法免俗，犯了同樣錯誤。他請歐陽修為祖父作墓誌銘時，提供了一些有關自己家世的材料。歐陽修認真閱讀後，發覺他所敘述的先世事蹟多屬虛妄，考之《史記》皆不合。故此歐陽修專門寫了《與曾鞏論氏族書戶》，批評曾鞏「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此風氣，也難怪民國時期的胡適發出如此批評：
「傳記最重要的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為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中國的傳記文學，因為有了忌諱，就有許多話不敢說，許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寫一個人、寫一個偉大人物、寫一個值得做傳記的人物。」
梁啟超也持類似觀點，認為中國古代傳記：
「幾乎變成專門表彰一個人的工具。許多人以為中國史的最大的缺點就在此處。這句話我們可以相當的承認。因為偏於個人的歷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懲惡，差不多變為修身教科書，失了歷史性質了。」
傳統基因下的中國式傳記
可以說，傳記家能否寫出真實，相當受制於時代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國的情況很複雜，儒家的人性論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對傳記形式影響很大。
儒家標榜「性善論」，既然人性本善，那麽即使犯下過錯，也是可以改正的。這可以是寬容，也可以是寬鬆，更可以是缺乏約束的縱容；而政治上，三綱五常和政權穩定是主要的意識形態，重視道德規範和示範，如此情況下，就出現了史學家劉知幾所說的：「惟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
故此，中國式的自傳，較容易流於自我美化或辯解，文筆中難免隱瞞和忌諱，以及高度的選擇性。如此情況下，自傳的最大功能很可能淪爲自我宣傳和自我辯護，難怪日本漢學家川合康三認為：「中國文人寫自傳，歸根究柢都是為了強調自己的正確。」
這裏也包括在美化和辯護中，輕易地原諒自己的過錯。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狠辣地批評了這種現象：「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如此文化基因，影響深遠，譬如對真相和真理的視若無睹，毫不在乎。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出現名人式的「亂噏當秘笈」，信口開河，毫無顧忌，受眾也司空見慣，麻木無感，還是與我們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有關港式名人的胡言亂語，可參考拙文〈論土豪式亂噏〉）
神學注視下的西方傳記
西方的情況就很不一樣。可以說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方傳記的本質。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論」，人不但有與生俱來的「原罪」，而且在現世生活中還會繼續犯下各種各樣的罪行。故此，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都是罪人，「罪感文化」已成為西方人的普遍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既然人皆有罪，那麽人的一生就是「救贖」，是在上帝的指引和感召下棄惡向善的過程。故此傳記在原則上並不回避主角的缺點、弱點和犯下的罪過，自身有罪的人也無須掩飾。《舊約》的傳記作品中就記錄了那些希伯來偉大君王所犯下的罪過，可以說，西方的自傳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反映出一種坦白和懺悔的精神。
《聖經》是了解西方文化的起點，也是終點；要理解西方傳記文化，也必須從《聖經》入手。研究者發現《新約》中的〈保羅書信〉最具自傳色彩，也對西方自傳敘事產生了最大的影響。他的書信對於我們理解西方式的自我觀念、自傳衝動及深層動機都頗有啟發。
而英國學者彼得·阿博斯（Peter Abbs）對於《舊約》與傳記的關係有深刻洞見，說出了西方宗教下的大眾心理模式：
「與大部分古典作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舊約》常常表達一種激烈的個人渴望，這種渴望拒不接受任何世俗的調解和安慰。比如《約伯書》和《詩篇》就表達了一種焦躁不安、源於靈魂內部的追求以及一種對於整全和拯救（ wholeness and salvation）的熱切渴望……在《新約》中，人對於生與死問題的急迫感下，賦予了以下問題以特殊的重要性：直接見證、直言不諱、外部行動的內部動機，以及分享希望與狂喜的經驗，這些都是在後世的自傳中發展出來的傳統。」
這些都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的好課題，有助透過參照他者和了解自身，來反思自我。如此學術風氣，也折射出「罪感文化」中的反省意識，依然比所謂的「樂感文化」強烈得多，也清醒得多。
寫到此處，我不由地想起臺灣散文大家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這位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散文大家，在個人回憶和客觀事實之間，拿捏得相當到位，冷靜得無以復加，這需要清醒的歷史意識和文學自覺，也與他的基督教信仰息息相關。去年因雷先生之故，我與此書結緣，拜讀之下，擊節讚賞，其文字千錘百煉，態度冷靜從容，令人心折。
在此，也將王鼎鈞先生撰寫回憶錄的一些心路歷程和感悟，稍作整理，予有緣者一起分享。
巴黎掃墓隨想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