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到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生前死後（見〈共產主義之今昔（上）──由馬克思到巴黎公社〉，灼見名家2020年5月18日），經過多年努力仍未能在歐洲生根、發芽，更遑論開花結果。雖然俄國工業化比西歐慢得多，當年工人人口實少得可憐，表面上幾乎完全不乎合馬恩革命理論的要求，但它獨特的社會條件，卻又給共產主義一個極佳的實驗試爆場。
共產主義的俄國化
俄國的現代化由彼得大帝（1672-1725）開始，所以他將首都設在聖彼得堡（其後它曾三易其名，至今又恢復原名），是俄國經北海通往西歐的唯一出口，亦是彼得大帝「脫亞入歐」的一重要部署。俄國的工業化不單只遲和慢，亦在規劃上有問題，工廠沒有分布在全國各地，只集中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大城市內，到一戰前工人人口已是每市的大多數，而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之惡劣，比半個世紀前的英國還要差，實乃革命造反之溫床。這便大致上符合馬克思歷史觀的前設，即是工人階級在當地是大多數，且是被壓逼者。
列寧（1870-1924）在讀大學時已是一名馬克思主義信徒，研閱了不少馬恩的著作（當時恩格斯還健在，幾年後才去世，而馬克思早十多年前已逝）。列寧21歲大學畢業，翌年獲律師牌照，再一年後遷往聖彼得堡繼續任職律師，並全身投入政治活動，包括組織地下政團、寫作並印發傳單和書刊。五年後，因犯煽動叛亂罪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之後他帶同妻子流亡西歐，前後達17年之久（1900至1905、1907至1917）。
列寧在流亡初年加入「社會主義民主工人黨」（社民工黨），並在德國編印黨報《火星報》。社民工黨是當時剛在俄國成立、以馬恩思想為依歸的兩大政黨之一，另一是「社會主義革命黨」，但後者已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修正，容許農民成為革命同志。經過一翻掙扎，列寧後來亦贊同。
1903年社民工黨分裂成兩派：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Bolsheviks 和 Mensheviks），布派由列寧遠程領導，屬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武力政變奪權；而孟派屬修正主義者，主張以溫和手段參加民主選舉，上台後才修改政制。兩派爭辯激烈，布派後來在 1912年另起爐灶成為獨立政黨。
俄國1917年發生兩次革命，先是沙皇遜位的「二月革命」，臨時共和政府由多個政黨聯合組成，但布黨被拒諸門外。當時仍旅居瑞士的列寧聞訊後，旋即在德國政府的庇護下回國，領導布黨發動同年的「十月革命」共產政變，推翻臨時政府，但布黨未能在緊隨的國會選舉中獲大多數議席（只得約25%），列寧又再發動政變解散新國會。各反對派遂加入「白軍」（由前沙俄軍隊和英、法、美、日等外國軍隊組成）對布黨的「紅軍」宣戰，經過三年的慘烈內戰（1918‑1921，超過200萬人陣亡），紅軍最終獲勝，開始了俄國打後近70年的共產統治。
共產主義的俄國化即是列寧主義，他對馬克思主義修正了幾點，最重要一點是共產黨精英之獨裁統治，即是強化所謂「民主集中制」和「先鋒隊」（democratic centralism 和 vanguard party），這便是「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所以中共至今的宣傳口號中，仍經常是「馬列毛」並列的。諷刺的是，列寧的一黨專政，現時已不再在他的祖國實行。
繼列寧後的史太林（1878－1953），他的黨內權鬥、個人神化、和農業冒進的失敗，日後毛澤東皆一一重蹈覆轍，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史死後，繼任者如赫魯曉夫才敢對史展開嚴厲批判，但鑑於維護馬列主義一黨專政的權威、和蘇共統治的合法性，批史（與後來批毛一樣）亦只能點到即止。
經過近70年的一黨專政，共產政制的弱點逐一浮現，而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竟發展到經常性糧食不足的地步，蘇聯最後的一位總書記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1931年出生），在1990年毅然解除黨禁，改行多黨制，再一年後便解散蘇聯。在隨後的俄國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共產黨得票率每況愈下，跌到最近的不及14%，距執政為期甚遠。俄國的共產主義實驗，可說是徹底的失敗，而馬恩的全球共產理想，到頭來亦只不過是烏托邦式的空想。
共產主義的中國化
共產主義傳入中國，是當年蘇俄企圖征服全球的首項部署。尚在俄國內戰期間、中國「五四」前夕的1919年3月，列寧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國際」（亦稱共產國際，算是馬恩第一、二國際的延續），號召全球發動共產革命，隨即派人到中國活動。只兩年後，中國共產黨便在蘇俄的全力扶持下，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
由1921至1950年代末、中蘇交惡前的近40年間，蘇共積極干預中國內政，它是中共的大靠山，在財力、物力、和人力上鼎力支助，尤其是二戰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的準備工夫上，和韓戰後的十年；而在中共生死存亡的「西安事變」中，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見筆者拙作〈解碼西安事變〉，灼見名家2020年5月25日）。美國雖亦有干預中國內政──助蔣氏的國府政權－但不持續，只在日本突襲珍珠港後、和韓戰後才算積極，其間更曾一度放棄。
毛澤東（1893－1976）將農民放在首位，他的「農村包圍城市」、「打土豪、分田地」和後來的「人民／農村公社」，便是他將共產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城市工人為主的一大修正／顛覆。一半的可能，是由於毛亦算是半個農民（富農子弟），農民人口在中國佔絕大多數，而更大的可能，是他當初對馬克思主義了解不深（費正清、赫魯曉夫語），頂多是從列寧等人的農民修正理論中，得到了一些啟迪，但亦似乎無考慮到馬氏當初對農民的顧慮。
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釀成了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大陸，令大好的赤縣神州落後了起碼一兩代，若不是「摸着石頭過河」和「黑白貓不分」的鄧小平（1904－1997），今日的大陸，很可能便與今日的北韓差不多。
鄧公知道務須以改革開放救國，於是在毛死後、五人幫失勢後，並在得到文革中倖存的各中共元老支持下，在1980年代大膽地、大刀闊斧地引進一些資本主義機制，大量引入外國資本家的資金和技術（主要經香港），並放棄或修正一些失效的共產主義機制，如取消農村公社／生產大隊，實行包產到戶，融入個體戶／私有制，並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事實證明，鄧公的修正、改革開放、和放棄毛的持續鬥爭路線是正確的，經過四十年的全民努力，大陸從一個一窮二白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級的強國。
誠然，鄧公當年的着眼點是脫貧，引入資本主義機制實逼不得已，他怎會傻到否定共產主義、否定自己一生堅持的信念？所以，他的「一國兩制」便有50年的期限，而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起碼在字面上便要堅持四大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馬列毛思想。
即是說，仍捍衛經過毛鄧修正後、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政治改革決不可超越一黨專政，只能在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即是在中共操控的全民合作下，發展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這個中國化的共產主義，亦已在「後鄧時期」的過去20多年間延續着，估計在可預見之未來，特別是在習近平回歸馬列毛主義、整頓私有制的大框架下，這將會是中國今後的整體治國方略。但復辟到列寧時代的共產主義，是在歷史單程路上開倒車，有一定的意外風險，這是否大部分中國人民所樂見的？
中國共產主義的未來
鄧小平是個如假包換的實用主義者，他在各中共建國元老之中，是有較廣闊世界觀的一位（曾留法6年）。資本主義絕非完美無缺，社會主義亦然，二者皆經過多次修正，且默默地吸收對方的長處。鄧公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便是實用主義的精髓，而這主義，亦是美國自立國以來的主流哲學思想之一（如胡適的老師杜威）和政治現實。其實，自一戰以來的全球非共產國家當中，尚有誰蠢到仍堅持靠單一主義治國的？
現今包括美國在內的G7經濟強國，全是多政黨共存共治的國家，而有能力問政的政黨，亦是左中右政治傾向皆有。這些強國的所謂資本主義體制，實全皆滲入程度不一的社會主義機制，有誰是沒有劫富濟貧式的入息／利得稅制？有誰是沒有大量的公共開支？又有誰不是公私有制共存、互補的？鄧小平能看通這點，因為他有一個較闊的世界視野，若跟不上世界潮流便落後、便要捱打，若對共產主義的弱點和缺點不修正，中共便極有可能已經步了蘇共的後塵。
一黨專政是任何政權的最大弱點，尤其是在一個有近一億黨員的大黨，黨內難免有派系、派系之間便難免有利益衝突、鬥爭，關鍵在乎這些鬥爭，是否每次都應鬥個你死我活？這缺點古今中外皆一樣，古代每個王朝，便是某個君王家族的一黨專政，而每次的改朝換代，必是生死之鬥、秋後算帳，更甚者會誅連多環或隔代的黨族。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上是不容許有私產的，全民要共享「大鑊飯」，這便需要製造一個掌控資源分配的特權階級，而特權與非特權階級之間，便會有利益衝突、剝削、打壓、權鬥。而當這特權階級包括領導層犯錯時，在沒有民主和法治的監督和制衡下，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便唯有聽天由命。
到如今，共產主義的最大敵人已不再是資本家，而是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已不是個無足輕重的少數，民企或可被整頓，而民主亦可被推遲，但中產階級在祖國富強下仍會繼續增長，他們的訴求，已愈來愈不能用單純的無產階級專政概括之。
試想想，在全國13億人口當中，以至在為數近一億的中共黨員、特別是在高幹中，有多少乃是真正的無產者？既不全是無產者，那麼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又怎說得通？而鳥散海外一些特權階級的私產和家人，他／它們的存在和繼續增長，又怎能讓仍相信共產／社會主義「禍福與共」的全國人民信服？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如列寧、毛澤東、林肯、羅斯福、以至是蔣經國或戈巴卓夫。黑貓白貓，能真正為人民謀福祉的，便是好貓！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
放棄一黨專政的修正，或先來一個「黨內民主」，其難度極高，需要有超人的智慧和魄力、亦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這可能是一兩代、或100、200年、或起碼是一兩個「50年不變」的事。不愁，中國人有的是時間，亦有愚公移山的DNA。
台灣已做到「多黨共治」，言則有待改善之處仍多，俄國和眾多前蘇聯成員國亦然，但起碼它們已跨出了民主治國現代化的一大步、踏進了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台灣在這場民主治國比賽中遙遙領先，中共怎能不急起直追？人民和歷史的眼睛是雪亮的，作為一個政治示範，「多黨共治」實遠比「一國兩制」有說服力得多，而香港的兩制實例，又怎能教人不擔心？
馬克思當初提出《共產黨宣言》，絕對是一個逆世界潮流的想法，在他生前只是一個空想的理論，響應者不多，更沒有立足在任何國家。而他做夢也估不到，竟在他死後30多年、實現在遙遠的俄國，在全盛時更曾一度（如在1980年）推廣到全球三分之一人口、17個國家中。雖則如此，共產主義一直都是逆世界潮流的，因為全球共產人口從未超過三成，而這比例亦在不斷地退減中。到今天，共產國家只剩得5個（中國、越南、老撾、北韓、古巴），佔全球人口僅兩成，而這些政權，是否仍是為無產者、為被壓逼者爭取公義、謀福祉？抑或是有些政權，已經變成是人民的壓逼者？
共產主義今昔系列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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