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海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1895年1月，《香港華字日報》報館起火，創刊以來經年累積的舊報存刊，悉數焚毀。此後數十年，因為史料奇缺，這份近代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報紙，其早期歷史便一直雲霧迷朦，面目模糊，甚至連報館後人也理不清自家身世。1923年，該報籌備60周年紀念刊，將創刊年份確定為1864年。事後證明，該報擺了大烏龍，把生日提前了八年之久。在這次紀念慶典中，報館曾經懸賞徵求舊報，結果僅有一位澳門讀者應徵，獻出一份1873年6月4日的報紙（第176號）。這份報紙，便成了唯一存留於世的早期《香港華字日報》，後來的研究者只能憑藉這一份報紙，來推斷該報的早期情狀。
推翻該報自身確認的創刊日期的人，是蜚聲海內外的新聞史研究專家、華裔新加坡學者卓南生教授。1985年，卓教授在日本《綜合新聞事業研究》發表《〈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年號考》一文，運用了八則史料，旁參互證，有力地論證了該報創刊於1872年，終結了流傳許久「創刊於1864年」的錯誤「定論」。時隔30年後，2014年11月2日，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的中國新聞史學會年會的主題發言中，卓教授宣讀了最新研究論文《〈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初期大量原件的發掘與意義》，接着又在北大新聞學茶座第42期活動（11月6日）上，進一步結合其重大發現——《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初期兩年又三個多月（自1872年5月6日即第9號至1874年8月25日第442號，內有缺號）多達400餘份報紙原件，暢談新聞史研究方法論。通過考察現存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上述大量原始素材（見圖），該報早期面貌進一步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更重要的是，探討近代中文報業早期歷史的一些關鍵問題，從此有了新的線索與依據。
對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來說，卓南生教授的新成果堪稱意義非凡。
印證華人報業先驅艱辛的「自我操權夢」
香港是中國近代報刊史的重要源頭。中國近代報業，也就是所謂的「新報」，正是鴉片戰爭以後在香港興起的。其中，19世紀70年代尤為關鍵，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中文報刊開啟「雙重轉型」，一方面紛紛由「週三次刊」轉變為名副其實的日報，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則是中國報人逐漸擺脫外資操控，開始獨立辦報。以當時的三大中文報紙為例，最早於1857年創刊的《香港船頭貨價紙》（《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報），附屬於《孖剌西報》（The Daily Press），形式、內容及立場與英文母報高度相似，堪稱英文母報的中文版；1872年創刊的《香港華字日報》及其前身《中外新聞七日報》，雖然號稱服務於華人世界，但因為附屬於《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體系之下，其言論立場仍難免受制於外資；直至1874年「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循環日報》誕生，香港的中文報紙才真正地獨立自主，代表華人鼓與呼。
正如卓教授所言，早期中國近代報業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西士館主」）的控制，爭取言論獨立，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的鬥爭史。在這場艱辛曲折的鬥爭歷程中，《香港華字日報》無疑佔據着承前啟後的顯著地位。卓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1990年東京百利堅社發行日文版，1998年台北中正書局發行中文繁體版，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中文簡體版）一書中，通過考察《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中外新聞七日報》、碩果僅存的第176號影印件及眾多相關史料，細緻梳理了該報的早期面貌，包括創刊日期、版面形式及內容等，為各界了解該報初期歷史提供了紮實可靠的知識和資訊。如今，憑藉新發掘的創刊初期400多份報紙原件，卓教授確認了自己早年的考察和推論。而且，對於中國報業先驅者們的那段鬥爭史，也提供了諸多重要的發現和研究的新線索。略舉一例。
中國報業先驅衷誠合作
《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當時並存於香港，按照常理推斷，兩報應該為競爭關係。不過，翻看報紙原件則發現，《香港華字日報》從1873年2月至1874年2月連續一整年的時間裏，近乎每期都刊載《循環日報》出資方中華印務總局的啟事，包括宣布《循環日報》即將創刊和已創刊的告白。1873年2月3日，《香港華字日報》刊登《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宣布該公司正式成立，文中寫道：「本公司之設，原為專益唐人起見，所舉值理三位為梁鶴巢、陳瑞南、馮明珊，總司理一位為陳藹廷，正主筆一位為王紫詮（按：即王韜）。此後擬即倡行日報，每日頒發……凡諸君賜顧者可至其地交易或交陳藹廷先生。」由此看來，主持《香港華字日報》編務的陳言（即陳藹廷或陳靄廷），同時也是中華印務總局的行政主管和實際負責人。1873年9月5日，後來成為《循環日報》的主筆王韜所撰寫的《普法戰紀》，由中華印務總局出版，當天的《香港華字日報》便在第一時間刊登《普法戰紀刻成》的啟事，而且從9月10日開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則新書出版的消息一直擺在《香港華字日報》第二版（即新聞版）之首，成為該版的頭條新聞和告示。
上述新發現表明《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關係密切，相互呼應。結合當時中文報刊謀求獨立的歷史背景來看，兩報之間的密切合作，恐怕不能簡單歸結為商業（廣告）往來或文人之間的志趣相投，更是體現了中國報業先驅們齊心合力，致力於「專裨益我華人」的共同新聞事業而彼此支援。實際上，正如卓教授在其專著中早已指出一般，1871年陳藹廷主持《中外新聞七日報》時，該報只是寄生於英文《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每周六出版一次的中文專頁，但從籌備創刊伊始，該報就打出「沿着華人意旨辦報」的旗號，該報當年5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華人居港者現以英俊鱗集，記錄一事固有筆挾風霜成鏈鍔者，但無自設之新聞紙，則凡有要事關涉華人者，每欲傳達而究不克」，流露出陳藹廷等先驅報人渴望擺脫西人控制，自辦新聞紙的心境。7月8日陳藹廷在該報發表《創設香港華字日報說略》，再次表達了同樣的意願，陳藹廷寫道：「蓋華字日報胥屬西人而承辦，今忽以華人而為主宰，則提挈之惟我，左右之惟我，此其事雖因而其舉又實創也」。不過，因為《香港華字日報》仍由《德臣西報》出資推動，陳藹廷等人所追求的獨立辦報夢想，事實上並未實現，正如《循環日報》創刊詞所說，「然主筆之事雖系華人，而開設新聞紙者仍系西人，其措辭命意未免徑庭」。這其實正是中華印務總局的同人痛定思痛，決心集資創設一家「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的新聞紙的原動力所在。
卓教授的新近研究成果，詳細呈現和印證了華人報業先驅們同心同德、共克時難的具體過程，使我們對早期華人報業艱辛的「獨立操權」之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時也為進一步探討近代中文報業的發端與轉型，提出了新的可靠史料及研究思路。
圖片：卓南生教授提供
卓南生教授談新聞史料重大發現的意義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