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國社會史需要結合田野的觀察與文獻的解讀。我相信不走出書齋的歷史學者（借用賀喜的一句話）不能了解中國社會。
最近幾年，香港特區流行一個概念，叫「政制發展」，已成為香港社會一個中心政治議題。既然香港特區的政制五十年不變，為什麼還要發展呢？「發展」不就是「變」嗎？
鄭明仁指，收藏需要時間、金錢、興趣、機緣。
九十後出生的香港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生活，只感受到香港自八九十年代後興旺的經濟和繁榮的景象，便直覺地懷念港英年代的日子。
香港命運的改變，若說是因為鴉片戰爭戰敗，被割讓給英國作為殖民地而開始，那是將因果關係弄錯。香港的重要性，全是因為鴉片貿易禁運，引致中、印、歐航線的中轉站出現改變。
我們相信透過探索饒先生香港史研究的歷史學思想、內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點，我們仍然可以從小中見大，一窺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的深奧內涵。
香港和境內境外各地之間，建立了數不盡的聯繫和網絡，千絲萬縷。不能不承認，香港和華人出洋的歷史是中國近代史和世界史的重要一環。
在我的意識裏，只知自己是中國人，從來不會說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
在我們心目中，最吸引我們視野，驅動研究好奇的，是曾經在電梯系統四周的大街小巷與各式建築物中生活的不同人物或是曾發生的故事。
我們三個傻佬積累多年收藏經驗，對舊紙品收藏如癡如醉，稱得上是收藏界傻佬。三傻會把部分珍藏拍成照片，配以文字，在新書《點紙咁簡單──趣談香港紙本藏品》和大家分享。
我們不否認《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但同時必須清楚《詩經》的雙重身份，她既是「詩」，也是「經」。
《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一書談及此學府對中國近代化之貢獻。透過研究皇仁校友的歷史，見得這個精英搖籃與各方面的國家發展，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赤壁之戰所發動的火攻，是否就像電影與小說中所描述般，足以徹底地摧毀曹軍，由此決定整個戰局的成敗？其實在這件事上面，還存在着不少可以爭議之處。
既找到舊照片，可見相中風景優美，甚為可觀，然而美中亦要求真。今年初，香港大學圖書館邀請林準祥博士介紹新書，既向一眾讀者展示吸引彩照，更娓娓道來成書過程種種照片考據故事。
1960年代的香港，成就了劉以鬯成為現代主義作家，但同一時間，他的流行文學面對大眾，直迫現實，呈現了香港生活扭曲的面相，值得我們細細地閱讀。
周棄子文名素來頗受推重，詩人周夢蝶為周氏至交，對後者最為崇拜；散文家董橋亦對周氏其詩其人甚為心慕。惜周氏一生惜墨如金，傳世之作不多，加上向無存稿，且因一海之隔，內地知者甚寥，至為可惜。
要用或想看的新書是會買的，但見到舊版的，不管用不用，價錢合理的都不會吝嗇錢囊。舊版中，以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普遍。霉舊發黃的冊籍有啥吸引？
1943年前，傅秉常長時間在立法院和外交界服務。傅秉常與伍朝樞、孫科關係尤深，一生仕途起伏進退，亦多與兩人有關，故本書討論伍朝樞和孫科亦較詳細。
論者一般甚少談到傅秉常與香港的種種關係，而這一部分卻是傅秉常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書嘗試根據各種原始資料，填補這一缺門。
聯合出版集團以「文化躍動‧啟迪傳薪」為30周年主題。即日起至10月7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等的50多門市將向讀者重點推介30本好書，並提供購書優惠。
筆者希望透過這部傳記，探討傅秉常這位具香港背景的粵籍社會精英，如何參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由此反映香港在中國近代化中所擔當的角色。
一直有傳聞局長與常秘之間不咬弦，甚至出現公務員陽奉陰違的情況。張炳良卻笑着表示自己與任內有三個常秘（包括黎以德、栢志高以及後來接任的應耀康）合作相當愉快。
張炳良在訪問中笑言自已是「替工」，一開始與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有默契，互相照顧對方某個政策範疇，但沒有想過開局後政治形勢惡劣，立法會改選後也沒有改善，決定以不變應萬變。
阮大勇經常跟年輕人說：「風格不是創造出來的。刻意創造是創造不成的。」建立自己的風格，需要吸收好的東西，但切勿盲目跟隨他人的路數，否則即使模仿十足，也是別人的東西，沒用的。
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中華書局在書展期間，推出了一本《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作者分享了多年來對教堂的觀察和研究。此書應是第一本以香港教堂為主題的書，介紹的建築物包括有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
人文精神的一脈相承，讓各書店力守以好書服務大眾，此堅持在現今激烈市場競爭中，尤顯可貴。
市場激烈競爭下，近年售賣文具與精品的比例好像較多，猜想是要保持盈利，支持艱難的文化出版，若真要挑剔，反而覺得大型書商應該守護對好書的堅持，不要輕易隨波逐流。
重探香港的窗口角色，將有助我們更審慎評估香港的歷史意義，以及中美之間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