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英國的排外騷動蔓延得那麼迅速，行動又那麼暴烈，反映民間的不滿情緒已十分普遍與強烈，令新上台的工黨政府亦不得不修訂一下英國移民政策。
國際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市場驅動的行業，英國高等教育部門應該真正將此視為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合作以實現互惠互利的機會。這增加了英國的大學消除中國風險的困難。
俄羅斯富人以為只要不將錢放在美國，其他地方如歐洲、倫敦、瑞士、日本是安全的。事實證明全錯，哪裏都不安全，中國人心知肚明了。
英國2022年人均GDP低於世界各地。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認為，英國昔日優勢不再，脫歐後只能靠向美國，未來經濟前景不明朗。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新自由主義幽靈未去，英國不會復生。戴卓爾夫人上台43年，英歐一家親已完結，再和中俄不友善，自絕天下。
英國經濟持續下滑，北愛爾蘭、蘇格蘭、英聯邦成員國脫離英國的決心日益俱增，所以難怪多位政治學者都認為英國會面臨分裂、王室被架空，君主制度最終完全崩潰。
我認為民主制度適合於股票市場，老友的分析可能忘記了一件事，就是投票權，現在希望股市上升的人並沒有買股票，或者買得不多，他們只是持有股票，代表他們放棄投票權。
筆者認為，英國急需一個熟悉財政的首相，帶領英國從日益深陷的經濟泥沼中脫身而出，否則英國有可能破產收場。辛偉誠是前財相，因此對英國面臨的經濟危機非常清楚。
脫歐後使英國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地方」，什麼都是「世界領先」，這是約翰遜的遺產，但經濟下滑和通脹能源危機，將是更大遺產。
英鎊滅亡？這種猜想有點過分，但世界經濟重心東移，東南亞取代英國，十大清算貨幣取得4席位。更重要的是，美國作為最緊密的盟友，可惜在歷史上看不出應有的道義！歷史巨輪把英鎊或英國輾過，已是清楚的事實！
英國落入這樣境地的根源，是英國的政客在制訂國策的時候，只曉得配合美國的需要，而忘記了本國的利益。
二戰後，英國已基本上放棄在亞洲的利益；但最近竟派航母來亞洲巡航。這艘航母造好後，英國起初連配飛機的預算也沒有，現在竟花錢來遠東幹什麼呢？
退休將軍德佛雷（Chris Deverell）高調宣稱支持在烏克蘭建立禁飛區，顯示英美態度微妙生變，英國的北海石油本已停產，也準備重新啟用投資。英國人視烏克蘭戰爭為退歐之後，另一次脫胎換骨的歷史契機。
2019年約翰遜上台，勉強脫了歐，還要建立自己的黃金時代，於是中英「黃金時代」終結，同是一個保守黨，幾年間只是換了一個首相，事態就可以大逆轉。
以影響輿情為己任的英國私人公司SCL是如何牽涉英國脫歐，也覆蓋美國大選？他們背後的知識體系基礎又是如何影響着我們的日常生活？
將卸任的默克爾，從德國總理到歐洲中流砥柱，面對英國脫歐、特朗普政治霸凌，仍確保歐盟團結。當人憶起近年歐洲的風雨飄搖，又怎能不想到她？
20年來，世界局勢風雲變幻，倫敦、上海、香港、台灣的經濟發展水平此消彼長，俱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個幾十年也沒變過的公務員思維的香港政府樣板戲宣傳部，完全不懂網上宣傳，不知甘明思又會怎樣臭罵！
Spin doctor很懂掌握何時讓政客去電視台接受訪問和怎樣講，不能總是全部大話！
我曾在英國住過6年，明白英國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作為少數族群，生活不易。因此，在考慮移居英國之前，你得要問對這個國家有多少的認識？特別在英國脫歐後的社會情況，新移民應如何自處？
以2020年土木相會為下一個運「九運」開始，我們已是步入下元九運之卦，卦為離。社會早已出現分離之象，反修例風波中，不少黃絲少年與藍絲家長爭吵，家庭不和思想分離；疫情下出現「封城」或隔離，更顯分離之卦。
撇開意識形態及選票政治等，英美兩國改弦易轍並非無迹可尋，說到底還是經濟利害作祟。
有人說這次英國大選是戰後英國最重要的一次選舉，擾攘多年的英國脫歐由此進入直路。這次選舉令我反思香港剛剛舉行過的區議會選舉，兩者甚多雷同之處。
英美領袖民粹激進、德國默克爾即將退位，西方剩法國總統馬克龍撐場。但在G7峰會後，他卻有感而發：西方霸權的終結已開始。
「社交平台」不斷地摧毀傳統文化和規律，近代追求的民主文明在褪色！
麥萃才指出，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二的英國已因為脫歐，甚至是硬脫歐，地位受到挑戰。「如果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三的香港因為社會事件而使到金融中心地位下跌，究竟誰會得益，相信讀者心中有數」。
提升表現，與急於求成，從來只是一線之差，關係在一念之間。滙控銳意求變可喜，怕的是出現後者情況，做出長遠錯誤但短線滿足市場及投資者的決定。
約翰遜缺乏基本的政治倫理和忠誠，是英國政壇的大忌，正常情況下，相位決然落不到他的頭上。他提倡的硬脫歐，是對英國最不利的一種安排，等於啥都沒談好就走人，等混亂出現了再說，這種不確定性就足以讓人抓狂。
香港是一個多元價值的國際大都會，對不少議題都是意見紛紜，甚至出現爭議。最重要的是本着同舟之情，尋求相互間的理解，消除誤會。
群眾的眼睛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雪亮，他們很多都只曉得考慮切身利益與眼前需要，而忽略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與全局方面的需要，結果他們很容易被政客所蠱惑，最後作出了一個非理性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