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傳媒指出，黃循財性格低調沉穩具親和力，疫情期間帶領星洲抗疫有成，公務員生涯及執掌各部門表現突出，各方都期待他如何帶領新加坡走出家族政治，開啟獅城新篇章。
2002年11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盟十國領導人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他表明若協議未來對中國好處太多可重新談判，這在貿易談判中是前所未聞的。中方為何這麼做？中國怎樣處理與東南亞關係？
六四事件後，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首次接觸香港，彼時的新加坡有何反應？李光耀為何決定發聲？他怎麼看港星關係？一起聽聽他的分享。
西方記者出於意識形態和本位利益，不時挑戰李光耀對言論的控制。李也絕不手軟，充公批評新加坡和他的英文報刊，更將西方記者告上新加坡法庭。不用說，他照例勝訴，經常驅逐批評他的記者出境。
新加坡由南洋一個海港變成國際都會，香港同樣由漁港發展至金融中心，星港兩地都是傳奇，亦同時踏進新階段，因此兩個地方有很多相同，值得互相學習。
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說過，應盡量滿足市民擁有一個價錢合理的自置居所，這不但使市民感到「安居」，也從而專注「樂業」。
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把扭曲的歷史真相重新扭轉過來，是否等於鼓勵被殖民教育的大眾繼續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中美已進入冷戰狀態，本來一進入這種狀態，政府就什麼有違常規的事情也做得出來，中國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仍懂得自我約束，顯示她對保留一國兩制仍十分着緊。
共產黨是目前中國的政治主體，這個政治主體出了問題，經濟再發展，社會再發展，國家最終也是會有問題的。
香港財政政策秉承英國殖民者量入為出、制定平衡預算的審慎理財哲學。但隨着香港經濟有結構之變，值此經濟千瘡百孔、貧富距離愈拉愈闊之際，採納積極性理財，是較合時宜且更能配合內地經濟穩步向前的做法。
林行止表示，新加坡在政經上有突出成就，享受國泰民安經濟旺盛，全靠李光耀及其「傳人」深諳治國權術。
面對中美關係急劇惡化，香港過去可以發揮折衷斡旋的角色，但如今時移世易，香港已被「廢了武功」；「禮失而求諸野」，中國唯有轉向新加坡。
施永青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貫徹中央的指令，有些地方知道不能寬鬆的，就不能寬鬆。
一名居港台灣人，如何看待《港區國安法》？我觀察得出的結論是，打從去年6月開始，香港部分年輕人像着了魔似的，四處搗亂香港，然而當《港區國安法》一出台，霎時間雞飛狗跳，作鳥獸散去，似乎全部人都清醒了！
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加入了反對黨新加坡前進黨，雖然他沒有直接上場參選，但助選頻頻出鏡，並且宣稱「愛新加坡不一定選擇人民行動黨」！
新加坡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罕有地被反對黨攻奪了數個選區，意味人民行動黨伴隨李家影子消退、新冠疫情和貧富懸殊種種問題而面臨極大的管治挑戰，新一代領導人可會是誰？他們有能力管理新加坡嗎？
我認為，北京今次立法目的，除了想懲處那些出賣國家利益的違法分子之外，更在於要為回歸第二階段即將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提供法律依據。政府第一步會做的，我認為將會是清理公務員隊伍。
《錢復回憶錄（1988-2005）：台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穿越了台灣民主轉型及社會發展的關鍵時代。此一時刻出版，對國人提供了重要的回顧與省思，不可不讀。
李光耀總理聽了我的說明，冷冷地說了一句：你有一天會後悔的。的確，我們的「陣痛」遠超過預期的時間，不但沒有改進，反而愈演愈烈。最近幾年我每次想到李總理那天很簡短的一句話，我對他的預言正確，更感無語。
於我眼中，中共雖不完美，但功大於過，尚可接受。要實現興邦，還是利港，「榦」與「枝」都得通力合作，戮力同心，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你與其懊惱該閱何書，不如注意「學」與「思」的時間分配。加以默記，不思而罔，無靈魂可言。
我沒有政治野心。即使當初成了個失敗的總理，我還是會昂首挺胸。我回應了內心的召喚、履行了責任，也為這個使命奉獻了一生。我無愧於心了。
林行止認為，新加坡因為完全地、絕對地排除中共的影響，才有今日之成就。可是，為了擔心得罪中共而做少中國生意，李光耀父子談論香港問題，一概不提中共。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新加坡的面積和人口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小，是名副其實的小國，但其視野、野心和利益訴求，卻絕對是世界級的。
今時今日勉強以行政指令方法為某種語言「造勢」，其實毫無必要，也不會有實質成效，反而只會激起民情反彈。
我的疑問是：掛在大學校園的港獨橫額移去了，但學生要寫關於港獨的學術論文，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是學術自由的範疇，還是沒有討論空間的禁區？
李光耀說：在講求效率的廿一世紀，新加坡的國民必須要有快速吸取訊息的能力和正確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
正所謂能者居之，賢人政治既有正確性。不論制度如何理想，若缺乏與其配合的人才，徒然矣。
在楊榮文眼中，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會否受破壞，而是2047年後會如何，一國兩制是否仍存在。他指出，2047年後的《基本法2.0》將不再是倫敦與北京的決定，而是香港與北京的決定，是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