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仍然肆虐,歐美各地疫情趨勢還未有放緩跡象,推動數碼經濟是中國維持其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大好時機,就此數碼人民幣可以大派用場。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可以充當數碼人民幣走出國際的排頭兵。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香港既是塊好地方,但亦是一個過客之地,並非簡單代表在香港搵夠然後遠走他方,而是一個進行身份提升的地方,當中重點是機遇。
能「得道」,極不容易,要三世修行,五世為人,且看香港舞台藝術的台前幕後持份者,能否把握良機,在一番努力後,十年以後,「不雨棠梨滿地花」,在外國、在大灣區,都排滿香港的舞台節目。
1850年開港,俄羅斯水手將這個太陽升起,海面泛金光的海灣命名為Golden Horn金角灣,開始建立了小村莊「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控制東方。由於位居日韓中的三國交匯之處,這處地方快便迅速發展起來。
中美鬥爭加上美國抗疫不力,令到大批華人學生和精英離開。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認為,這是香港的大學學府吸納人才的一個良機。一起聽聽雷教授詳細分析。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醫療特區,有助推動粵港澳三地醫療人才及資源互通、緩解香港醫療壓力,以致保障香港人享受優質醫療的權利以外,也可彌補祖國醫療制度不夠國際化的問題,增強祖國與國際專家溝通交流的渠道。
醫療服務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對於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促進民生福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香港具有優質的醫療資源以及專業的醫療管理制度,其經驗對於內地的醫療發展具有借鑑意義。
廣州市和深圳市應用與基礎科研發展失衡,相反香港擁有較良好和堅實的基礎,理應為兩地人才互通取消限制,強化大灣區各地協作效力。
筆者認為大灣區建設可以充分利用港珠澳大橋,重點推動珠三角東西岸的航空產業協同發展。
評論股市似乎避不過要評述政治,以及對「港版國安法」的一定取態,難度是相當之高,而且更吃力亦更步步為營。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要做好怎樣把工作的重點,具體地予以精準定位。方向、道路選擇正確了,就會少走冤枉路,做起事來也就可以事半功倍。
很多人在創業時怕被佔便宜,但在陳升眼中,吃虧也是一種投資。
金融科技發展為整個大灣區帶來巨大機遇,同時令人才需求極為殷切。周頌琪透露,騰訊金融學院正計劃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邀請大學校長及政商界人士參加,共同商討如何能發展出人才培育生態圈。
陳家強指出,金管局讓不同背景的企業加入銀行業,是一個競爭思維,這些公司的經營理念或商業模式可能完全不同,大家都在想方設法,應用新科技及引入新穎服務,以迎合客戶的需要。
如何扭轉疫情中商業銀行的危機,充分面對及採取行動,獲得逆境增長的機會,可從如下方面思考。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科技有機會發展。中國微型科技在貿易戰不斷美國打擊,對香港來說是機會。一帶一路、大灣區對香港都是機會。中國國策推動創新,對香港很大機遇。
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被認為是世界先進城市之一。唯原來香港在物流政策上,比不少地方更為落後。
今日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是一個樓上經濟/離地經濟,金融活動幾乎完全不沾地平線,所以示威行動延續,只會將香港變成一個像科幻小說般的天空之城。
浸會大學一項研究發現,2019年度香港僱員平均薪金調整幅度介乎 3.9%至 4.1%之間,而2020年整體加幅預測則介乎3.5%至 3.6%之間。
大灣區計劃是內地首先提出,香港是不是「被規劃」?會不會因而失去一些自由和自主?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措施大大增加港人的自由,即除一向享有的自由可繼續外,港人將獲更多的自由。
梁頴宇建議有興趣投身研發新藥的大學生,最好要有志以科研奉獻社會,就讀本科時做過研究助理。
今天的年輕港人有能力及意志去再闖一次嗎?有一小部分人或許可以,但大多數不容樂觀。創業或參與高新科技需要精神的全面投入,不但廢青玩不起,能力不足的也競爭不過別人。
現任廣東凱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的管喬中以「過來人」身份指出,在大灣區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關鍵是吸引企業前來投資,並寄語投資者必須「有信心及不怕輸」。
筆者認為今次香港人選擇暫時離開香港發展是不爭的事實。政府面對這次移民潮絕對不可以處之泰然,袖手旁觀,白白讓香港的人才外流至歐美各地。
當前香港面臨嚴峻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的是盡快止暴制亂,重回正軌。我生於斯,長於斯,愛於斯,現時的香港狀況令人痛心,我誠心呼籲各方彼此互愛、互相包容、反對暴力、遵奉法治,讓社會恢復安寧和秩序。
從反修例運動爆發至今,聶德權認為,很多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可能存在負面的印象,希望他們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了解內地的發展情況。
大灣區的新措施大大加強了香港市民在大灣區的生活便利,尤其是放寬港人在大灣區買樓這一項,將有助刺激大灣區內原本有限購措施的城市的樓價。
究竟深港澳閱讀,對三地閱讀有何用處?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