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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認為這一次選舉結果，揭露了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我們的主權和民主，被大聲威脅的時候，台灣人民會用更大的聲音，喊出我們的堅持。

林鄭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觸發了這枚炸彈爆炸，催生了新的政治覺醒。現在，我們已經堅持了7個月。運動本身足夠強大，有彈性，且可以持續下去。

台灣從1980年代的「民主」，很快陷入1990年代的「民粹」，現在更進入「民醉」時代。

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鈎、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守護你為香港民主自由法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無私之心──這種道德感召是當權者沒有的，而你的良知會喚醒更多人加入這漫長抗爭。不鬥爛、不鬥賤。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不可避免，但要重新設計。民主應是地方性的，不應向英國公投那麼大規模。鄭永年提倡有限、有級別的民主，在影響基層民生領域實施。中國沒有民主也不行，但像西方的民主也不行。

媒體的報道，只是搖旗吶喊，西方國家領袖的褒獎，才是把昂山素姬捧上天的真正推手。

在一國與兩制間如何找到、把握二者的平衡點，需要的不只是對政治現實的理解，也需要一點歷史智慧與理論的勇氣與想像力。

「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認為任何與民主沾上關係的東西和事情都值得支持甚至犧牲。他們的實際利益可能受損，卻永遠覺得自己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

在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此刻必須認清：少寄望於政府，多寄望於自己。自己應當負起責任，努力兌現社會需要的「文明清單」，才能打造「文明台灣」的八項目標。

在區議會選舉這樣強大的民意之下，政府可能會稍為軟化。可是，像我這類長期「被政治現實的灰塵污染」的人，卻經常從歷史教訓中思考問題。

今次區議會選舉，親民主的候選人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區會選舉被普遍視為對香港抗議運動的公投，結果對政府的強烈譴責。對北京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重新考慮他們長期站在政府的背後與抗議者對抗的做法。

1987年台灣解嚴，中國國運轉變。台灣人大批返大陸，但多少人聽從錢穆之言，同學們宜細讀開卷有益，是為記此次發言的感懷。

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我相信一切靠自己：盡一己之力、用一己之強、少一己之私、無一己之怨。自己有本領、品德，就擁有了尊嚴。

在這場衝突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成見和仇恨放下，用寬容之心去尋找解決之道。如果沒有寬容心，卻糾纏於每一個細節，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憤怒的原因，都能找到仇恨的理由。

中國過去在香港的管治方式，不單沒提升年輕一代的信心，反令他們愈加悲觀。年輕人激進主義的根源複雜，若對此現象進行表面模糊的解讀，是不能理解導致年輕人激進的原因。

中國立國70周年的國慶將至，教協是不是有責任鼓勵同學鼓勵老師尊重這個日子？同學或老師對中國的一些不滿，是不是應暫時擱下，不要做一些不尊重國家的行為？

開放空間的設立，最重要的，是參與感到會議不是只有沉悶及單向的講座，不用只是吸收大量資訊，還有文化交流，分享心得，加強互動，增加年輕人的投入感。

周保松認為，香港過去有很多自由，但我們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政治自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在所有自由中最根本的。政治自由在眾多自由中排得較高的位置。如果香港沒有民主，所有享用的自由都是脆弱的。

現實世界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上人類由於地域的分隔，發展出各種不一樣的宗教文化、政治理念與經濟模式。加上還有種族上的差異，民主制度在推行的時候遠比想像中困難。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政府一定要果斷維護法紀，向暴徒發出最嚴厲的警告，所有犯罪者均會繩之於法。

林鄭月娥經常用「學業、就業、置業」概括青年問題，張炳良同意青年在這三範疇有憂慮：青年難入學，就業工資不高，置業難，但他認為香港的青年問題不是單純的三業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

如果不設大台是運動背後的策劃者的刻意安排，那就更有點不負責任。

全球都出現強人崛起、民主崩解的危機，用表面合法的手段、甚至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一點一滴侵蝕民主的根基。台灣也步上後塵了？

社會抗議並不能促成政府行為的變化，提升其服務的質量。政府行為不能因為社會抗議得到改善，這個局面又為新的社會抗議。提供了機會。這樣，循環往復，造成了「為了抗議而抗議」的情況。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趙永佳教授認為，「現在高度撕裂的社會氛圍底下，只能開導，不能硬銷。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

香港的所謂民主自由公義的追求，便變成走到對立面，變成與民主自由公義敵對，由政治幼稚執拗孕育出極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