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本土身份

過去我們太習慣以功能主義的論述來討論香港的價值，但時移世易，宏觀環境的變化早已提出了很多新的提問，而我們似乎還未有準備去作出回應。

未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院應結合英國乃至國際博物館的藏品呈現中西不同文化及藝術之間的對話。

七商榷：通識教育的真義旨趣、困境與前景 西方歐美大學長期有較多較正規的體制化「人文學科」/「博雅教育」（liberal arts/education/studies）的「通識教育」（中國三五千年也有自己「更高超、全面」的一套）。二三十年來香港「通識」教育的取向、思路和方法，可分為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是立意打通各科之間的壁壘，跨科貫通，回歸生活現實和上升到「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 由上而下是從「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出發，「教/學」經典、用於生活現實（大陸的「國學熱」）。通識科的先導科的文化研究，是由上而下。成為必修科後多數由下而上，但上不了。 不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近乎是要把普及教育下每個學生培育成為「全能」的「通才精英」，亦即是「平等」與「提升」雙雙並進。落實起來，形式上打通各科和回歸生活現實易，跨科貫通和回歸「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根本是逆現代社會的分科專業專家的政經結構和運作而為。 概念上，要跨科貫通和回歸生活及「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是以知識論和方法論為本的教育法，培育學生「怎樣學會學習、怎樣從生活中自主學習和思維決策、終身學習」。這恐怕是現代大學也無能為力的。大中小學作為現行社會結構，不大改學校與教育制度、家長與師生認知能力心態根本不可能有效推行。 通識教育的進一步，以師生教學相長為本位，超越師生的藩籬，趨向人文教育。這卻是更高難度。對問題多點、透徹的了解，在大方向上做到十分一也是大成就，功德無量。近年不少大中小學都在這大方向上摸索試行。 八商榷：通識教育走出困境的突破口：老師先補「成人通識」課 「通識」的完整真義旨趣是人一生怎樣與知識及意識建立關係、成就自己及群體，回歸「教育」的原生態真義旨趣；亦即「通識」=「教育」。這是教育千百年來的本意。二三百年來社會個體化和自由化、多元化和開放，教育與社會走自分割知識（與人）、分科專科專業，通識是立意「盡人事、盡可能」回歸「教育」的千百年本意（人的整全命、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這不啻是逆過往二三百年來社會與時代潮流而行。 通識教育要充份發揮完整本意的作用，受制於「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與「社會、時代、世界」，環環相扣，互為條件、互相「鎖死」。老師在「教育練」的置，是困境中一個最可能「盡人事」的突破口。 要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老師先要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方法是系統化回顧五百年間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以及知識與教育怎樣（和為什麼）偏離原生態真義旨趣、可以如何認問題和處理偏差，先讓老師釐清「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相應在現有限制日工作中摸索和試驗，存乎一心、加敏感度，「潤物無聲」體現「通識」的真義旨趣。這不啻是「帶着腳鐐跳舞」，但非絕不可能。不少老師就這樣在日常丁丁點點、有意無意間改變學生的一生，傳為美談。 老師這樣補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的「成人通識」課，有助在現有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在日常工作中做出成績，繼而總結、累積和推廣，或可帶動「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的改變及長期的「社會、時代、世界」改變。 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沒有替老師處理好「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這問題。老師是幾十年舊知識和舊體制教育出來的產品，專注分科專科，對於宏觀廣義的「知識、體制、教育」與「社會、時代、世界」怎樣起變化，連各科與「知識、體制、教育」及「社會、時代、世界」的關係與變化，也少「不務正業」涉獵，近年一些長短期的課程和培訓又是「應試式」技術性「專業化」。老師對於「通識教育是怎樣來的」、「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沒足夠通盤認知和感覺，在現有體制中有機會也沒施展「通識」的真義旨趣。 我曾在信報寫了幾篇東西思考現代社會的知識形態與通識教育的必需、難題與大路向，也談香港教育的普及化轉型，倡議老師補貫通「現象、聲音、音樂、口語、藝術、文字、數字、文學、科學、建築、社會、國家、民族、文化、世界、地球」的「成人通識」課。 九商榷：本土身份與港獨意識，中國怎樣理解和善用 就本土及港獨意識一事，香港青年又一次「少不更事」、預示整個中國不同世代與地方隨着中國經濟及物質條件增長而可能自然出現的群體的分合「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面臨一個「通識」題，上上之策是跳出五千年BOX、開放腦袋心胸視野，善用香港青年給中國開出的難題、從中攢取啟示，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任何時期的新世代年青人的成長都在找尋自己（我是誰、什麼身份、怎樣的人、怎樣及為什麼而活），任何時空環境裡共同生活的人都在滋養集體的本土意識（一個範圍的界線內，我與同人的關係及我與環境的關係混融而成的共同生活與生命感）。當現有集體組織（家庭、學校、學派、機構、企業、社會、國家）不能「得民心」時、不能維繫群體時，過了臨界點，自然滋生我與集體組織的新關係、另劃範圍界線和另創身份。 這是個漫長曲折崎嶇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的路，多數由青年/學生發難。這是人、社會組織、世代的生命交替的過程。人活着就是不斷在選擇「我與環境/集體組織」之間或順向或逆向的路；絕大部份人的選擇多數「失敗」（在原有現實中成不了什麼），越大想頭越失敗；但隅爾也會「成功」，建功立業、創造歷史。 年青一代在各種社會與自然界的制約中掙扎成長，主觀想be different，有着科學家、文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的「好奇、慾望、蠻勁」，亟亟於重新認識及介定、質疑及否定和超越客觀現狀，要自發自由自主對現實的感受、認識與回應、摸索，試對試錯；他們和成年人（年青時）一樣燃燒生命，撕開、衝破神聖禁錮，為時代、社會及國族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和觀點、思路與主張，甚而從「未知」中弄出點什麼（make a difference）。 這個「獨立生命/生命獨立」的意識如細菌，是生命來源、也如SARS會致命。人類歷史上，任何群體之內的分分合合無日無之，但多數自生自滅，成事者百中無一；由意識意念到變成事實相隔萬水千山，歷盡無數必然和意外的艱難險阻。社會、宗教、國族、皇朝的分合、融會與交替是千百年的事。分分合合的漫長曲折路程會、能走到多遠和怎樣走、對錯與成敗是多重主觀客觀因素的長期互為因果、互動互變，起點、過程和結果在主觀與客觀、偶然與必然間陰錯陽差，正反不定、難測。 現代社會因知識、科技及經濟發達，個人（the individual）、理性（rationality）與世俗性（secularity）從（政教合一中世紀）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西方的個體化、自由化和多元化、工業化的潮流藉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傳遍全球，衝擊一切舊式專制權威集體主義漁獵農牧社會。任何新舊社會、文明與國族，都須因應這變局、在個體自由及多元開放的基礎上建立體制及建制，才能生存。這是古文明現代化轉型的核心根本性問題和難題。 香港以較低代價、近乎無痛走出一條千年變局的現代化轉型的路，學到一些、略略懂得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當年李鴻章講千年變局，可能祇覺到皇廷傾塌，乾旋坤轉，卻不知「變局」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二百年來，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政經組織、中國精英與大眾、中國文化、中國國族，都在探索，摸索道路，在極保守與極激進中反覆進退失誤折騰，仍未能、不肯接受千年變局應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 全球以西方五百年來累積轉化的現代文明為標準及普世價值，二戰後三四十年來世代融會交替加速和加多變數，訊息化形成「液化」社會。世代融會交替必須多方考慮、包容矛盾、互讓空間才能良性循環、趨向和平順暢；舊式專制權威集體主義高壓祇能產惡性循環。過程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差錯都可以產生對己或對人的正面或反面效果的蝴蝶效應。 二百年來西方（蠻夷）船堅砲利強制輸出現化文明，皇權神權國家向資本主義「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渡轉型，政治經濟主權及利益由（功能性組合的）「全民」參與及擁有。日本一次戰敗後承認「落後、愚昧、未開化」，明治維新急起直追，中國拒絕承認。中國「天上多元神、地上單元權」合成「人本神權」，君臣士紳庶民在「反夷/超夷、反西方/超西方、反現代/超現代」間，集體由一個極端奔向另一個極端，時而全面全盤絕對否定、時而全面全盤絕對肯定，時而棄蕪存菁變棄菁存蕪。中西古今各種文化要素混成合體，大成大敗；迄今未能處理好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我與他者、落後與先進、變與不變的關係及取捨。 五四文化運動百家爭鳴，極右（法西斯）極左（共產主義）及中間派（自由主義）無禁區探索這些百年來爆發的中外古今千萬年的「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但中國由上而下的「人本神權」虛實積習太深厚，沒條件、沒機會處理，認識也不足，反覆逃避和以不知為知；終於選擇西方最激進的、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結合儒家人本道德主義與專制暴政，極致簡單一統一人一腦一言一方向，由上而下強推全盤西化和徹底革命，排除、滅絕一切不同看法認識、歧見異議，全國全民幾十年蠻幹冒進反覆瞎折騰，國將不國後才回頭補「資本主義初階」的課。中國迄今處理不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渡轉型。 香港百多年英人治港，較順逐以低代價處理好千百年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我與他者、落後與先進、變與不變的關係及取捨，取得舉世稱頌的成效，並無意間建立中西混合的（政經法治行政管理治）「配套體制（multi-institution system）、社會與文化」，中西各方冒險家和各地家鄉不容的異類寄居求生牟生，變廢為寶；香港與香港人為世界各地國族及人民提供全面、一流服務，一直維持良好「國際關係」和「民間外交」。 英人並不是香港引進完整的現代政經社會管治「真品」，而是將各方的條件及元素組合，找到妥協品代替真品。半真半假的game-play給個體正反是非「實體性」和自由空間，形成由下而上的市場與社會。體制與個人、市場與社會都是具「實體性」、享自由的自發自主空間及現實，按自動遵守的規範運作。香港百多年就是一個中國BOX外的Srinivasa Ramanujan，從中西矛盾交流、衝突、融會和轉化中走出另一條路，感染一些現代政經社會文教「（類）現代性」，形成獨特的「香港性」。 百多年來香港的異端異行並且由滿清到今天裨益中國大陸。源於六七暴動後的戰後新生代（babyboomers）的自發自主的「非左、非右、中立」學生、社會及政治運動，三十多年的民主派繼承這種「大中華」傳統和身份認同，一如孫中山以「香港良治」惠澤中國。但中國在大中華天朝BOX中「以我為主」看香港這「化外之地」的現代「意識細菌」，視之為異己異端邪說毒草妖魔。 英人治港百多年，以半生熟妥協品代替真品（「行政吸納政治/行政主導」等）。中國三十多年來要嘛學虎不成、淮橘變枳，要嘛視英人遺產為地雷木馬，連妥協品也不給，強說中國的才是真品。中國步步操控、清洗改造，激發香港被褫奪者的自由想像、響往和要求真品。 英治時，在英國本土民主法治的間接環境下，香港開放自由，政府預期及適當處理政商經民族及文化矛盾及民間由下而上的「騷動」，七十年代臻於黃金期；「主權、政權、政府、社會、市民」基本沒大矛盾對立分裂。九七回歸後，「主權、政權、政府、社會、市民」沒大根本矛盾卻對立分裂。 中國不要香港的「現代性」及「香港性」，要清洗、消滅淨盡「香港毒素」，香港部份人也不再給中國香港的「現代性」及「香港性」，要「香港元素」，概念與邏輯上唯有「與中國互為不存在」。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之後，表達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如今本土及港獨意識和Srinivasa Ramanujan一樣，提出「文字文明」的「已知、既成」的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之外的另類意念主張狀況。一如保釣及孫中山革命同樣冒天下大不諱，本土及港獨意識是絕處求生、「返祖」（atavism）回嚎號與歌舞的階段，把問題推至終至的身份認同和存在意識。。 本土及港獨意識其實是提出一個現代「液化」社會，告別舊社會的專制權威一統，祇是初階的初階、雛形的鄒形；會走多遠、怎多重演變轉化及對錯與成敗是多重主觀客觀因素的長期互為因果、互動互變。最大力量和最大權力是中國，（所以）最大決定因素和責任是中國；中國也可以是最大裨益者。 中國七千年來由天地初開、混沌原始漁獵農牧的多元文明融匯成「虛」、「實」相應相生的一統單元單核心文明生命；天子與文式百官及百姓庶民一體一心一腦一言一文一字，互生互濟互依存；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混沌虛實」結構中單向單邊運作，停止質變，周而復始「量增」及反覆破立分合；這個類宗教「混沌虛實」無垠封閉結構直至1911年解體，迄今（沒）未解構。 香港百多年在西方不一樣的個體化、自由多元法治及體制化文明世界中、按另一軌跡運作，接駁中西古今，並在不同時期將現代「正反共存並行運作」（Parallel Anti-thesis）方式輸入中國。中國二百年轉不了型、轉不了軌，仍亟需「正反共存並行運作」現代性，但中國受不了一下子的現代「正反共存並行運作」，香港九七前後出生的一、二代青年給自己和中國提出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通識」題，正好在香港繼續為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輸入個體化、自由多元法治及體制化「試劑」，有助中國循序漸進轉型、轉軌。 「一國兩制」初起構思時也有這股思路，曾作廣泛宣傳；有人質疑，備受抨擊。 本土與港獨，題目太複雜，對香港、中國和世界影響深廣，不能草率祇及一點、不及其餘。 十商榷：以「要求選校長」及「本土及港獨意識」作為通識課題 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及本土及港獨意識兩事，丘教授或可當作通識課題，用通識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以至師生教學相長）」觀察和思考。 要從純學術純思想思維「入世」，必需更廣闊精準感應匯通古今的「學術純思想思維」的「真．精神」。丘教授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或應和政界「分工」，政治立場之外，亦像Srinivasa Ramanujan的老師，在BOX內外望「學術純思想思維」的「真．精神」，開放思想、有容異己異類、高中低多層次考量問題，甚而看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怎樣把香港「意識細菌」的生命轉化為中國亟需的人文資源。 原刊於信報月刊2月號，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