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景殘年，大家都習慣會為過去一年遇到的重要事情記下感想。查先生以一篇〈「梁祝」的「十八相送」〉為1954年作結。60多年後，筆者也奢想要撰寫一封傳送給查良鏞先生，卻永遠沒法寄出的信。
具備大才能、大魄力的人士，若心無仁念，最後只會害人害己。手中刀愈大愈利，若不用之於伏魔降妖，為萬世開太平的話，只會為禍越烈。
公大以粵劇晚會「戲說紅樓夢」為創校30周年重點慶祝活動之一，特邀請到藝術界大師朱慶祥、王勝泉以及毛俊輝坐鎮，粵劇界名伶演出五段《紅樓夢》經典回目，以及由白先勇教授及劉再復教授的錄像對談揭開序幕。
查良鏞先生（金庸）曾以甚具女性韻味的筆名「姚馥蘭」在《新晚報》寫影評專欄「馥蘭影話」。1952年8月21日的最後一篇題為《姚馥蘭小姐的信》。8月22日又轉換性別以筆名「林子暢」接上。
驚聞金庸先生仙逝，悲傷之餘，不禁遙想起20年前與先生接觸的往事。
我們中國的義本來是很純粹的，可到《三國演義》的義就變質了，結義是要圖大業，要爭皇位，有功利在裏面。
《西遊記》和《紅樓夢》兩部小説的共通點就是佛光普照，都是一種佛教的精神覆蓋整個作品。
中國人通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就走入黑暗的人心地獄。而《西遊記》和《紅樓夢》是自由天堂之門。
回到平常心，我們就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人所處的困境有清醒的認識，清醒認識人自身的種種弱點。
自由是自己的覺悟，自己覺悟到自由才有自由，自由不是上帝恩賜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