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11月27日起，我用前一晚香港賽馬會2016年137期六合彩的攪珠結果，來預測第五屆特首選舉，那麼這一期神奇的六合彩，還有沒有暗示國家安全法的情況呢？
香港已臨歷史十字路口，是讓失望、挫敗與無奈像傳染病毒般風土化，還是扭轉棋局再展希望，走出再次燦爛的明天，一切都盡在對時局判斷的一念之差。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當前香港社會已因「反送中」條例修訂而「烽煙四起」、亂成一團，林鄭政府和其唯一支持者警察，均因失信於民及殘暴對付抗爭者而成港人公敵，在這種情形下，敢問特區政府能如何為23條立法？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觀察到「港獨」或其他激進分離勢力有什麼活動，是因為沒有第23條立法而「不斷加劇」的呢？假如有了立法，這些活動是否就可以檢控、定罪，因而會受阻嚇、遏止呢？
四中全會的精神就是改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提高治理能力，這是對全國統一的要求，對香港還有一條特別而又具體的，就是保護國家安全，這是一個既現實又是長遠的大問題，眼前的迫切任務是止暴制亂。
劉兆佳同意，修訂《逃犯條例》引起全城關注，但特區政府已經一再調整草案，包括將引渡罪行的刑期門檻增至7年或以上、加入無罪推定等條件及引渡必須由中央機關提出等內容，修例實屬合情合理。
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他們根本不相信引渡回內地的人會得到公正的審判。無論政府多少次向公眾保證被引渡者的人權將得到保護，這種缺乏信任的情況也不會改變。
假設物業的租金回報不跌，那意味未來18個月租金也要升三成，不敢說沒有可能，但也不覺得很有可能。
涉及與大陸簽訂引渡協議的民眾力量，並不僅在計算街頭示威的人數上，我們的政府也需要聆聽商界和國際社會的聲音，林鄭月娥會聆聽嗎？
美國是否通過定期發布評估香港高度自治的國務院和國會報告來干涉香港事務？如果香港對美國一無所求，美國的確在干涉香港事務。
「政黨有政治立場，而做研究只為支持該立場，已先有了結論。所以獨立於政黨外的智庫是有存在價值的。」
要實施23條國安法，會涉及香港法律的修訂，每一項修訂都是高度敏感且充滿火藥味。相比之下，土地房屋問題雖然棘手，但牽涉的主要是利益分配，不是政治對抗，應該較為容易處理。
常言「魔鬼在細節」。既然23條立法無可避免，與其爭拗幾時做，不如盡快就相關法例如何影響港人現時的自由及權利，包括新增的執法權力和罰則等，來個社會大辯論，以期達致大多數港人認為合理合情的條文。
警方建議取締香港民族黨，令有關23條立法的議論又熱起來。對於23條立法，不是應該不應該、逼切不逼切的問題，而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怎樣保證法案可以順利通過，而不致引起嚴重的社會衝突。
「五獨」對中國帶來的威脅舉足輕重，要是五獨合流，互相串聯，其破壞力是幾何級數的翻倍。戴耀廷主動獻身並且高調發言，其動機清晰不過，絕非學術討論。
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中央官員在全港學校直播講話，推廣《基本法》第23條。一旦23條立法後，對香港人有什麼影響？
即使屬中央管理的或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中央大概只能阻止特區作出違反中央意願的決定，不能強制特區作出符合中央意願的決定。
其實，比長者貧窮更令人擔心的，是學歷貧窮。
回顧過去十多年來23條未能立法的歷史，是想指出，有關責任完全是在政府身上。
林鄭明顯地迴避了兩個重要而棘手的政治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和重啟政改。長近5萬字的施政報告，只用了百餘字談《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如果緊張的關係繼續，我們無法基於互信精神，達成一個解決上述和其他問題的共識，那如何讓一國兩制走下去？
每個管治者都應明白，最大的敵人，往往源於自己和內部。
為何梁特首理應做了兩年有多的「防微杜漸」工作，不見成績之餘，還聲稱「港獨」問題愈來愈嚴重？
香港願景建議分階段地實行修法及立法步驟
葉劉淑儀最後因為拿不到150個提名，再次無緣參加行政長官選舉。上一屆唐梁之爭，唐英年到後段敗象已露，葉劉淑儀搶閘希望入場，結果無功而還；但當年太過倉卒、籌備時間不足，是未能入閘其中一個主因。汲取教訓，葉劉今屆很早就開始部署，政圈內人人皆知她會捲土重來，結果仍然無法入閘，更敗給「政壇新手」胡國興，相信連她自己都始料不及。 葉劉遭遇 對建制派有很大啓示 塵埃落定之後，葉劉淑儀接受電台訪問，對3名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及胡國興「評頭品足」，指出3人都有缺陷（但沒有提優點），言下之意，他們都「未夠斤両」當行政長官。在葉劉眼中，她應該認為自己是最適合人選，無論政綱和履歷，她都應在3名候選人之上。最有條件的人選最終出局，是「劣幣驅逐良幣」，反映制度出了問題。對此，葉劉淑儀在訪問中也有談及，她說泛民陣營今屆手握300多票，送3人入閘「啲票唔夠分」。 經過2003年23條立法一役，葉劉和民主派種下了極深的嫌隙；參加特首選舉，葉劉斷無理由會寄望泛民會以提名票送她入閘。葉劉爭取提名票的對象，肯定是800多名建制派選委，他們的票數足以支持她晉身為候選人。換言之，葉劉之敗不在泛民，而是敗在建制派手上。 她在訪問中是這樣說的：「今次中央很早表態，很罕見，變相在提名階段篩選。」中央表態，建制派歸邊，提名票「高度集中」、滴水不漏，是葉劉再次落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建制派和主流傳媒讚賞葉劉淑儀的政綱出色、會見選委時表現進取，比其他參選人都優勝。既然如此，為何建制派不願支持葉劉？很明顯，政綱在建制陣營中的作用，其實無關宏旨，主要是看中央的意向。 葉劉淑儀的遭遇，對建制派有很大啓示：即使過去有良好的公職紀錄、跟中央保持友好關係、在重大政治問題站穩建制派的立場，但在管治權力的分配上，仍然未必符合資格。那麼，未來特區政府對管治人才的要求，到底要符合哪些標準？ 管治聯盟納政黨代表 危機反更大 劉兆佳教授一直倡議的管治聯盟，是指由香港社會的一些精英人士尤其是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親中政治勢力的組合，而中央政府會在此聯盟的組成上扮演重要角色，令可能不會合作的精英聯成一線。管治聯盟在董建華政府中曾經試驗過，董先生吸納了不同政黨、建制精英「共冶一爐」，結果到23條立法最後階段自由黨「造反」，管治聯盟宣告瓦解。說到底，政黨的生命線在選票、民意，特區政府的權力基礎則在中央支持，兩者不時會有衝突。政黨要生存，往住都寧取群眾，而不願緊跟中央。換言之，管治聯盟納入政黨代表，得到的往往不是政局穩定，反而是更大的危機。 葉劉淑儀為她領導的新民黨定位，說特首選舉之後，新民黨會重新考慮，可能「無咁建制」，會更獨立，可能要更敢言。如果成事，可以預見新民黨與建制核心只會愈走愈遠，葉劉想5年後再次角逐特首，機會只會更微！ 如果要為建制派劃一個範圍，這個範圍應該很闊很廣。鄧小平在香港回歸前談到港人治港時，說治港的人應以愛國者為主體，即擁護中國收回主權，支持北京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方針。用這條線去劃界，香港政治中的建制派應該是主流派、大多數。 「一左二窄」現象似又重臨 然而，事實是另一回事：過去20年愛國愛港陣營未能團結大多數，反而把圈子愈收愈窄，排擠「異見者」多，拉攏同路人少。當年「香港工作」的「一左二窄」現象，如今好像又再重臨。反映在今屆特首選舉上，是不斷有傳聞說「中央只支持一個參選人」、有人「勝出也不會獲中央委任」，甚至說得到泛民提名是「勾結外國勢力」……有些人替葉劉淑儀不值，是眼見她緊跟中央立場（對直選議員來說這是「高危」行為）、配合國家政策（很快就成立了「一帶一路」的研究機構），盡心盡力，是建制派的模範；可是在特首選舉中仍然受到封殺，連入場機會也沒有。試問對建制陣營來說，「廣納英才」是否有一套不為外界所知的潛規則？ 內地學者程東金撰寫的文章〈香港管治的出路何在？〉，有以下一段分析：「中共的基本原則非常明確，它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全國的執政黨。但中共在香港卻不但不直接管治，而且不公開活動，也不參加香港的各項選舉……到目前為止，中央還沒有明確搞清楚作為國家的執政黨與參與管治香港的建制力量的關係。如果這些力量不受中共節制，則中共確保執政黨的地位就成一疑問。在諸多根本問題沒有釐清之前，中央對政黨政治只能是禁止，對於管治聯盟的組成也只能是處於兩難之局。而在中央未有明確表態之前，特首能夠整合建制勢力的空間亦有限。」（《文化縱橫》，2014 年7月28日） 如何促進和諧 仍是大問號 有不少政圈中人和學者曾建議香港應該行政黨政治、有執政黨，但上引內地學者的分析說得很清楚，北京不會容許中國境內有另一個執政黨，連類近執政黨的管治聯盟都沒有存在空間。 未來不管誰做特首，要建立一個廣納各界（更闊政治光譜）人才的管治班子，看來絕不容易。如何促進穩定和諧，仍然會是一個大問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曾鈺成：政治顧問可代表中央，中央是干預應該干預的事情。
如果我們不在2020年之前做好，到2022年就差不多沒有機會以普選選到特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