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存在着一種有趣的邏輯或規律：科技→交通→產業→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最終影響到地區或國家的興衰。
「大灣區的建設是百年大計，不是五年內便可完成的壯舉，而是需要每一代人不斷地耕耘。」
內地政治敏感的禁區不少，但是禁區以外，人們開闢的天地愈來愈大，特別在教育上，提倡新型辦學、網上教育、學習個人化、研學旅行等政策。這些政策都是香港沒有的，十分驚異。
2018年香港的政局漸趨穩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漸漸提高。香港應該利用國家的優勢和機遇，重拾國際化的發展，特別在思想行為上，認識文化態度的轉變。
內地一帶一路的經濟機遇，除了帶動沿海城市外，亦帶動內陸西部城市，例如成都、重慶等。連接歐洲的鐵路途徑成都，有望帶動當地的經濟。
香港命運不管如何轉變，最重要的，是香港人能保持不認輸的「底氣」。
林家禮認為，1000間公司只是起點，突破2000間固然是將來的目標，但強調未來除了談量，也要談質。
時間飛逝，轉眼經歷了二十年，期間經濟反覆多變。經濟週期，真的那麼湊巧。十年循環，難道這又重逢？
何志平碰上大麻煩，也許是對民間外交敲響了警鐘！
個別事件加起來造成的實際影響，以及台灣及國際社會因此對香港改變觀感，總不可能是正面吧。
珠三角以廣州為首開始中越班列，方便潮汕地區及珠三角的產品運往越南及東盟，既減少物流成本，也可深耕市場。
上世紀90年代，全世界主流都認為「信息、資本、人才、高科技的流動」是對全球文明和全球經濟化的最大的推動力，但是現在發生了變化：未來全球化主要是在發展中國家。
香港擁有許多國際知名、具備高水平科研能力的高等院校，絕對有能力提供新的創科源頭。而香港企業家也都着力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善用智能化系統，達到了原創及世界領先標準。
香港科技園公司與國科控股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共同在港建設「國科綠色發展國際實驗室」，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
發布會上，惠生工程正式發布了全面升級後的品牌，啟用全新標識及品牌標語「煥‧生」。
十九大提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互利合作，賦予了兩地合作新的使命和新的內涵。
本港的大學和企業抓緊機遇，與內地大學和企業合作，運用科技研發和人才培育的優勢，幫助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
曾鈺成留意到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粵港澳大灣區，這些中國的國家政策近年卻成為了香港部分青年的笑話。
今年度中國的三大跨國發展：一帶一路、金磚五國峰會、六大國際組織會談，在顯示，中國逐漸掌握國際領導局勢的話語權。
政府不斷呼籲年輕人大灣區發展，但亦不少人認為香港年輕人普通話水平、在中國的人脈均不及內地學生，難以競爭，那麼在這位企業家眼中，香港青年具體有什麼發揮？
遠赴異邦重新創業，艱苦不為人知，要由零開始與當地人打交道，說服他們撥地建廠房，而訓練員工亦要花上巨大的心血，不是一般打拼多年的廠商所樂於面對。
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人工智能的進展及大數據的利用，會令大量今天的工種消失掉。科技的進步可使我們生產力更提高，但在過渡期，很多僱員都會被替代掉。甚麼樣的教育最能使年輕人適應新的人工智能環境？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
在此亂講中史的時代，如果讀一點中國歷史，可以提升一下對中國歷史評論的辨識水平，也算是一點意義吧。
林鄭政府忽視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回歸後政務官主政的結果一樣，挫傷內地對香港的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享負盛名的金融中心，環球排名前列，沒有完善的金融版圖，怎配稱一帶一路「國際超級聯繫人」呢？
到底在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理財新思維有多新？要拉高經濟增長又有什麼新辦法？
期望稍後公布灣區規劃時，可採用較簡單易明的方案和措詞，不合時宜的敢於刪減，讓公眾更容易理解，爭取各方參與和支持，提高成功比率。
葉劉淑儀認為未來應刻意推產業政策，只是香港可能遲了數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