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東方大樂》紀錄片及古樂器照片運到芝加哥後，展示情況如何？觀眾反應如何？是否有任何當地的記錄、評論或報導？筆者便修了一通電郵，請求芝加哥公共圖書館人員協助尋找紀錄。
王茵茵在80、90年代的香港成長，「我渴望為那些年的香港電影，做一些類似的製作，期待更多人認識這段電影的黃金歲月，讓歷史不致被遺忘。」
Doris竟然也成斜槓一族。「一把年紀了，仍然可以靠學回來的知識搵食，仍能獨立自處。」 Doris說得開心滿足呢。
《給十九歲的我》榮獲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令這部極具爭議性的電影再次成為城中熱話。它被稱為紀錄片，為電影種下禍根。
為了賺點外快，初出茅蘆的張婉婷跟着BBC拍了一個關於香港圍村的紀錄片，她體會到，「拍電影是莊重的。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想拍電影，決定不做記者了。」
從青少年時代開始，翁維銓已熱愛攝影，即使忙於電影製作，他仍繼續堅持，並陸續將攝影作品整理成書，並舉辦攝影展。「攝影，是我心中的樂土，亦是個人的追求！」他說。
現在中美來往密切，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美國和中國的產品人員都互相流通，美國和中國的各方面的交流都在進行，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中間點，可以讓兩邊共存。這就是《善良的天使》所表達的觀點。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記者未忘六四亡魂，製作了紀錄片〈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再現1989年6月3日、4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追述子彈橫飛下的採訪故事，說出「生死一線間」的感受。
什麼時候香港人看待一個人的成就，不以金錢名位計算，我們才可以在狹窄的空間有偉大的內在自信，那時，嘗試是一種偉大情操，而非一事無成或者無聊透頂。
世界上有一群人這樣活着，可能他們沒有像你們那樣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狀態去渡過他的一生，但確實如此。
我心裏暗暗許下夙願，要讓紀錄片走進電影院。
紀錄片深入人性，發掘生活，有時研究了一個題材多年，搜集過多方資料，到達現場卻會發現一切都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