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次被親西方媒體標籤為已死亡、失去自由；但現實卻是近10年來最平穩安樂的日子，社會正努力扭轉過去不作為造成的問題。到底誰在説真話？誰在欺騙世界？
「（汪）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生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胡適，1944）
到了球場，由於酒精、搖頭丸和口號的感染，往往在比賽開始前，球迷早就陷入癡迷的狀態，真正開賽，球員的跑動和對抗，就成為意大利諺語中的「在桌球抬上蠕動的螞蟻」。
足球極端主義之風由1950年代初成，60/70年代冒起，到了80年代，已發展到由下一個世代接棒並主導的「新派極端主義者」。Ultras的種子，本來是全球球場上各處可見，只是在意國被昇華至最激版。
若不解決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政教合一，以巴的衝突便可變成千年衝突。
把問題的責任完全推給對方，基本上無補於事。面對當前的局面，大家暫且收起情緒，嘗試想想今後的道路如何走下去。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題目，但必須認真對待。
香港今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暴亂，已經轉變成為政治極端主義，其標誌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不問理由證據，只信謠言。
這些年中國圍繞「憲政」而發生的爭論，顯露出知識界對英美憲政的羨慕，然而現在英美國家率先發生憲政危機，這對很多人來說，既很難接受，也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香港的所謂民主自由公義的追求，便變成走到對立面，變成與民主自由公義敵對，由政治幼稚執拗孕育出極端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