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員這些行業往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名成利就的成功者寥寥無幾，絕大多數人只能在背後默默耕耘，甚至只能收取比最低工資更低的回報。
如果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可以透過政府簡單立一條法律就能達致，就不會出現政府破產和國家消亡的歷史教訓。欠缺了不同角度思維的哲學討論，香港的公共政策有步入單導向的危機。
坊間有輿論認為年輕人喜愛「躺平」、無法捱苦，事實卻正好相反。嶺南大學潘毅教授指出，他們長時間工作得不到合理回報，那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美好想像變得愈來愈模糊和脆弱。
筆者對領取最低時薪者極表同情，不反對調整最低時薪。但政府應有更好措施，不致間接導致香港加價潮。
最低工資的客觀標準其實很簡單，就是要讓受惠者過有尊嚴的生活，現在我們做得到嗎？為什麼香港目前的最低工資，竟連通脹都追不上？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系主任兼講座教授潘毅教授表示，調查反映出本港青年工作非常不穩定、沒有僱員合約、 工時超長以及工資偏低等問題，促請政府應全面檢討工時政策及相關勞工政策。
因果關係從來都不是容易回答的一個問題，今日的大數據只解決了一部分的疑難，數據的確是多了，但如果我們搞錯視覺的話，許多倒果為因、因果混雜、甚至互不相干的東西，都會被扯進來。
共產主義最先發展的國家是德國，早於俄羅斯，也是最早把共產主義向市場化修改，不同於俄羅斯向政府管制主導方向修改。無論是共產主義或修正的社會主義，德國都率先全球作出示範。
世界各地的公民運動經驗證明，大規模民眾運動釋放出政治能量後，必須找緊機會，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促使政府盡速接納及實施。
如果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絕對不會支持競爭激烈的自由市場經濟。
保育、環保固然重要，但所有政策都應以人為本。說環保時，不要把人排除在外，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經濟增長放緩、政府收入通脹落後於開支通脹，以及人口老化，都將引致本港社會出現結構性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