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於主流媒體的那個美國，是運籌帷幄的全球中心，大都會的生活，然而，之外的世界，許多人的真實生活是一連串的失業、轉業與再就業，以及不動產淪為移動式房屋的心酸血淚。
書封面印着王賡武教授對人生的觀察：「變動隨時會降臨，人們可能輕易就被從根切斷」。這位學者卻有此信念：「沒有東西能擋在我認識萬物的道路上。」
美國對中國宣傳戰或心理戰的對象，倒不一定是中國，有時反而是美國人民。觀其手法，似乎主要有兩招。
西方的自由主義工業文明，在20世紀克服重重難關；到21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文明再遇到內外危機──外部仍是威權／極權制度的威脅，內部威脅則是自由主義和左傾思潮苟合的怪胎。
民粹主義是社會大眾的無知化，或更準確地是認知趨於淺薄、簡單化和絕對化，沒有深層思考，缺乏獨立和批判性的觀察，隨波逐流，主要是感性決定，但這種感性和認知卻同時是外在塑造。
嵌入式的融合，對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和珠三角城市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都有好處。而最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可以繼續保持「雙向雙城門戶」，完成國家需要、但通過內地城市直接與外部交往的通道不可能完成的事項。
自由主義理念既不能容於中國國境內，而當今馬列主義也遭遇重重挑戰，「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問號再次縈繞人們腦海。
近年西方的右翼政黨紛紛取得執政機會，就是民主國家以選舉方式解決其國內價值衝突的機制；但能否徹底解決價值衝突，尚是未知數。
若城市是一生命體，而香港是一棵樹，原則是要令這棵樹在所有方面不斷成長和發展，我們是否應考慮香港在中西文化融和方面的潛質？
目前中國的制度糅合了現代資本主義及市場機制，取得了可觀的經濟增長，但為了處理社會主義要求較高的平等理想以及應付未來人工智能的挑戰，我們必須引入新的機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更完善、操作性更強。
一場橫掃人類社會的巨型風暴和海嘯，已是迫在眉睫了！
時事評論員李怡於10月5日在台灣逝世，享年86歲。李怡政論獨領風騷，只有在這個年代，他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時評家之一。逝者如斯，李先生，請安息吧！
2022年出現了「新八國聯軍」之說，能成大事嗎？民主制度已到荼薇，外交事務、危機管理、跨國問題，西方領導人都有心無力，只靠對手更無能來自救，聯手又有何用？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毛澤東在84年前，1938年5月30日發表的《論持久戰》，現時重新閱讀其論述，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戰爭與和平之間如何抉擇的認識，可以堅定我們對人類發展前途和命運的信心。
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
法國總統大選極右候選人澤穆爾以戴高樂派的保守主義傳人自居，謹守中間但偏右的常識位置，其旋風正在席捲中間派的選票，甚至令中間偏左的選民也覺得吸引。
人類在社會裏一同生活，不能只顧個人需要，還要顧及社會的整體需要，人權與公義之間，自由與道德之間，必須有一定的平衡，人類社會才可以健康發展。
「籍貫」，這是「我」的血緣所在，是「我」的祖先之地，更是尋根問祖的精神與動力的源流。
本來特朗普已經勢成過街老鼠，沒想到拜登集團連追猛打，否定了自由派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此一宣傳百年的金句。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中國認為：香港的「高度自治」不能放任不管，其中一個原因是特區政府錯誤造就「通識教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造就了反對中國、倡導港獨、大江東去不再回頭的一代。
如果北京政府肯面對現實的話，不難看到，北京反覆向台灣推銷的一國兩制，在台灣民間已失去認受性。強推只會增加台灣民眾的反感。
美國總統大選，這不是一場選戰，而是切實的內戰。以特朗普共和黨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與奧巴馬拜登的自由主義，終於在全球化蔓延、武肺擴散、人類社會30年危機的臨界點攤牌而爆發。
沒有一個社會會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變得平等，社會永遠會是等級性的，永遠會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新冠疫情規模，不及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卻讓西方國家變經濟重災區。崩壞背後，藏着歐美「寅吃卯糧」的問題。
病毒本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類歷史也是一部病毒產生和傳播的歷史，一部人類和病毒較量對抗的歷史。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對華「隔離」政策和過度反應，也不言自明地隱含着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