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末，傅秉常獲任為駐蘇大使。蘇聯根本不重視與國民政府之外交，傅秉常更被一些無知之流，嘲笑他在駐蘇期間，從未見過史太林。
孫中山為了延續自己的革命事業，亦希望得到英國之助。他曾在1923年初赴港，並訪香港大學。因孫中山即將訪港，但香港方面阻止孫中山登陸之禁令仍未解除，胡漢民希望傅秉常透過其在港人脈，能在這事上幫忙。
本文主要根據傅秉常現存各年日記、他晚年在台期間接受近史所訪問而成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輔以其他原始資料，嘗試從多方面為大家介紹這位港大早年傑出校友精采的一生。
就我而言，可以說父親對我的教育確實十分開明，賦予我極大的自由，可以開心上學，讀想讀的東西。這點常引起母親擔憂，母親覺得我的生活需要多點規矩，但父親極力避免讓我接受他自己不得不經歷的那種傳統教育。
陳魯勁以「我是山人」筆名寫武俠小說始於戰後《廣東商報》，處女作是《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一鳴驚人，稿約紛至，後來成為技擊小說最多產作家。
在我心中，中國的不平衡讓人不可思議。母親眼中的中國，是她害怕會消失的傳統中國，她希望自己的獨生子對此能多少有所了解。母親將之視為職責，要讓我盡可能多認識中國，因為我是生長於異鄉的孩子。
作為財經人，早已預料若有發展商收購此黃金地段物業，必是打她的主意，煎皮拆骨、推倒重來，建商廈或住宅！怎會有人如新世界發展副主席鄭志剛那樣，不是把金錢，而是把歷史文化放在第一位。
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已經實行23年，對兩岸三地有什麼深遠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指出，一國兩制只是法律上的東西、政治的語言，你怎麼可以把它轉化為一個操作規則一種管理詞彙？
單偉建生於1954年，12歲便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洗禮，15歲被下放到內蒙古荒漠戈壁灘苦寒之地「屯墾戍邊」，他以無比的堅忍鬥志在生產建設兵團的「農業連」捱過6年非人生活。
新世界發展旗下公司成功投得北角皇都戲院大廈的100%業權，其後開展香港近年少有、由私人發展商主導的大型古蹟保育項目。
北宋立國，儒家進入衰微之世，佛教自東漢傳入，從此大興，道家亦然，此期二有佛道之爭，儒家全無地位。
香港大學初創之時，儀禮有篳路藍縷之功，對大學的長足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本文透過發掘原始資料，嘗試向各位讀者介紹儀禮不平凡的一生。
今年初，上海街一列舊騎樓被活化成嶄新文創空間，迅即成為打卡熱點之餘，亦喚起市民對騎樓的絲絲記憶。
國父孫中山曾經慨嘆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但潮人在海外素以團結齊心聞名，無論何時何地，一句「家己人」，萬事好商量。饒公在「碑記」中對潮州會館籌建過程記述甚詳：「第26屆會長廖君烈文奮袂首倡，奔走呼籲」。
倫文敘是明朝廣東第一個狀元，他自幼家貧但發憤讀書早有文才，其頭腦古靈精怪，故有「鬼才」之稱，經常以「對對」諷刺對手。
有老友問我有冇讀過《木蘭辭》？花木蘭故事怎樣出現？既然花木蘭不是漢族人，點解又會變成漢族人英雌？
今日大陸的任志強和許章潤等，再「敢言」也在「黨天下制度」的籠子裏。他們最多也只能以蘇東坡或魏徵自居，但侍奉的皇帝又與唐宗宋祖之類不同。
在此庚子年初秋，金桂飄香，花香送他一路好走，安然魂歸天國，我們永遠懷念新界一代才子──溫漢璋。
柬埔寨是東協國家中一個較為神秘封閉、開發遲緩的國家。如不是世紀之交在此舉行了一場台商大會，我可能不會主動規劃遊訪。然而，首次經驗畢竟令人難忘，回味無窮。
余皓媛承傳了祖父余達之的善舉，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為兒童及青少年爭取權益，對社會及工商業界，付出莫大的貢獻。她希望年輕人保持正面樂觀的心態，努力尋求新知識，亦可多參與社會服務，身體力行，讓一代影響一代。
1956年，由一群漫畫家李凡夫、李凌翰、陳子多、區晴、黃蒙田、鄭家鎮等人合資，出版了《漫畫世界》半月刊，再度掀起香港漫畫界的熱潮。
就香港而言，達之翁在九龍塘的又一村住宅社區建設項目絕對是超前、超時代的大膽嘗試，以現代社會均衡發展的眼光規劃，極有遠見。以香港現況而言，尤其是嚴重的土地房屋問題，達之翁當年的建樹實有參考的價值。
筆者的老總書房有幾份《70年代》雜誌，封面都很經典，包括威利警司帶隊打人、淮遠整蠱英女王、抨擊香港節粉飾太平等期數，有興趣者可來書店閱覽。
由灼見名家傳媒主辦，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的「攝・寫・文人」推廣中文的實地考察二︰香港大學與文人足跡由陳天權先生導賞，第一集會走過香港大學歷史最悠久的本部大樓及孔慶熒樓。
港澳兩地對吳公儀、陳克夫歷史性比武議論紛紛，香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靈機一觸，決定由旗下編輯陳文統在報紙撰寫武俠小說。
享年81歲的佘幼芝女士，祖藉廣東，是袁崇煥第17代守墓者。她耗盡一生，為守護明忠臣袁崇煥之墓，長居北京，緣於恪守祖先遺訓「後代要堅持為袁崇煥守墓，不得回到廣東老家」。
如果漢代就有國際足協的話，名將霍去病很可能就是2000年前的世界足球先生。
馮珍今女士帶我們遊覽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除了能看到特色建築物，還深入新亞校史館，邀得新亞校董黃浩潮先生為我們一一講解展品。
抗日戰爭時期，敵強我弱，日軍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故國軍曾認為要以三倍兵力才有望抵禦日寇，然則日軍有150萬人戰死，我方官兵陣亡又豈止2、300萬之數？
南京大屠殺是滅絕人性的魔鬼惡行，不能不痛斥、揭露。可是我們卻忽略了統計全中國八年抗戰損失了多少生靈，而這個驚人數字，又是死人夠多的南京大屠殺的6、70倍以上，難道我們就這樣輕輕帶過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