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特首的《施政報告》及財爺的《預算案》定稿前，政府都會廣邀各界發表意見，通常是每人有幾分鐘時間，但也有一些人喜歡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上十來分鐘，要被打斷才終止的。今年因長時間不在港，所以沒有參加這些諮詢會，對《施政報告》及《預算案》都談不上什麼貢獻。
不過，《施政報告》中人口政策佔了一重要位置，而政府又同時公布了《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我因曾是已完成任務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成員，對此文件的內容及背後理據熟口熟面，倒是可以一談香港應有怎麼樣的人口政策。
人口紅利 逐漸消失
政府所關注的人口政策，似乎與經濟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往往由幾種生產要素——人口、人才、土地、資本及科技所決定，這裏只討論人口及人才的部分。政府的擔心不無道理，香港的總人口雖平均每年以0.6%的緩慢速度增加，但有參與工作的勞動人口，在2013年共358萬人，到了2018年，根據政府的推算，會增至371萬人的高峰，以後便會逐年下降，到了2041年會跌回至352萬人。在回歸後，香港的經濟增長並不高，但其中三分之一是靠勞動力增加所推動，未來勞動力減少，意味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也會因此放緩，這似乎是政府的擔心之一。其實，勞動力減少本身不一定是壞事，因為人均收入可能因此而上升。構成問題的是，香港不但勞動力下降，總人口卻仍在上升，這意味着愈來愈少的工作人口要養活愈來愈多的總人口，我們便不能不考慮如何增加勞動人口的比例了。
勞動人口的比重不易增加，因它相當程度地受制於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可否逆轉？推算未來幾十年的人口走勢有一好處，便是其準確性可以很高，影響未來人口結構的因素不外幾項，一是出生率，二是死亡率，三是移民的淨出或淨入。一個今天出生的嬰兒，30年後有極大的機會變成一個30歲的成年人，除非有戰禍或瘟疫，死亡率及出生率的變化一般頗為緩慢，移民數目也屬政策可控範圍，所以我們今天不難準確地預見30年後的人口結構，而在這方面，我們恰恰可以看到，香港很有可能正步上日本的後塵。
2013年香港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81.1歲，女性是86.7歲，香港與日本一樣，是世界上人民最長壽的地區之一。2013年，香港的女性總和生育率是1.1，亦即一名婦女預期在一生人中會產出1.1名嬰兒，與日本一樣，香港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不過，日本步入這些階段，比香港可能早上十年左右，因此，十年前日本人口老化的境況，大可作為今天香港的寫照，又或十年後香港的人口結構與今天的日本十分接近。
這對香港而言並非是好消息。日本政府連年財困，20多年前其政府欠債仍不及 GDP 的70%，今天卻接近230%，期間可知年年財政赤字的嚴重。造成此等赤字，日本失去人口紅利及長者的醫療及退休等造成的沉重負擔自是主因。日本人過去的總和儲蓄率也曾高企，反映日本人與其他東亞人民一樣，都頗願儲蓄，但今日情況已有變化，已退休的人士比例大增，他們不再儲蓄，而是會消費掉過去的儲蓄，所以社會的總體儲蓄便很難不下降。
人口老化 積重難返
去年3月，政府公布了一份長遠財政計劃小組的報告，我也是小組的參與者之一，該報告已敲響警鐘，若現在政府不開始面對困難控制開支，人口老化的壓力可能使到香港在2041年時欠下近10萬億元的債。當然，若政府知所進退，債項大幅縮減並非不可能。在計算上述可能出現的欠債時，尚未有把所謂全民退休保障所帶來的沉重負擔考慮在內。
由上述可知，人口老化是一個潛在的嚴重危機。此種危機不會如金融海嘯般突然爆發，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它會慢慢地但肯定地顯露出來，若不理它，將來只會積重難返。如何可化解人口老化的危機？世界上其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懂得有效應付。這不奇怪，長壽是一種很現代的現象，200多年前歐洲人均壽命只30幾，上世紀5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也達不到40，但今天發達國家的人民等閒活過80，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超過75。從前未退休或剛退休後不久便即時死去的人很多，今天退休後卻隨時可多活20、30年或更長，誰去養活這些長者？一生人工作時間40年左右，有些人還完全不工作或很少工作，但都要活上80年，這意味無論用什麼退休保障制度，大家都要接受一個極高的儲蓄率，但並不是人人都願意這樣做。
政府對此困境當然不可以只抱着甘於認命的態度，而要努力化解或紓緩問題。在《人口政策》中亦可見到，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中諸君多有努力想方設法，但我對問題能否解決，只能抱一種審慎的、樂觀其成的，但又不敢抱太大希望的態度。
將來勞動力不夠嗎？解決方法之一是補貼或鼓勵生育。這方法也許有點用，但成效恐怕十分微弱。正如《人口政策》所言，新加坡對中等收入家庭鼓勵生育的補助，有兩名子女的，在13歲以前可達近100萬港元，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依然低企，與香港同一檔次，我幾年前做過一個問卷調查，其中一項問題便是香港生育年齡的夫婦要得到多少津貼才肯在計劃以外多生一名子女。答案從10、20萬元到數千萬元都有，最多人選擇400多萬元。在香港高樓價及優質教育機會不足的環境下，很多夫婦根本不肯生育。
我曾用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作計算，41至45歲的香港婦女中，有38%沒有子女，這比例過去20年來，年年上升。港人的不婚或晚婚是生育率低企的因，也是果。近年異性同居的年輕人增加，不想生育的，犯不着一定要結婚。政府若提供生育津貼，我相信數額要很大才會有效，但值不值得卻只是見仁見智。政府建議的措施中包括加強幼兒照顧，方便父母外出工作，以降低生育的機會成本，這政策符合經濟常理，但我恐怕仍頂不住生育子女所需的其他龐大成本，況且就算政策成功，我們也起碼要等20、30年，這些初生小孩才會變成勞動力。
除了鼓勵多生子女外，另一途徑便是提高勞動人口的質量，使他們一個人的生產力等於幾個人。這需要社會多投資在教育及人才培訓上。在方向上我相信這是對的，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力不但有助紓緩人口老化帶來的困擾，而且可提高港人整體的收入，不過，這當中存有一困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世界各地生產工序的分工愈見鮮明，就算是一個大城市，也要集中只參與小量貨品或服務的生產，不可能什麼都做。例如，30多年前紐約仍有近10萬低技術的製衣工人，此行業僱用了紐約華埠大量的勞工，但到了今天，此行業早已式微，但紐約的金融業卻更見發達。
輸入人才 可效星洲
至於香港，金融業發展的潛力仍很大，進出口及物流雖仍是最大行業，但已要面對重大壓力去保持增長了。電影業培養過不少人才，但從業員不少都到內地發展了。香港自己若不能從無到有搞出一個新的大型行業板塊，例如高科技，那麼香港有競爭力行業的數目大有可能會減少，有競爭力的行業則可聘請到更多的人。在外國，這不一定構成問題，例如紐約是金融中心，全國有能力及適合做金融的可跑到那裏工作，不適合的，例如擅長高新科技的，則可到別的城市去，例如跑到矽谷去創業。但香港條件完全不同，知識或技能在港無用武之地，但在其他城市可大派用場的，卻因不願或不能移民離開而留港發霉，並怨天尤人。就算政府要搞培訓或教育，也要掌握市場需要，否則可能只增加大眾對自己的期望，而他們學成後卻又會找不到工作，徒生怨氣。
更快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法，是輸入人才，不用自己慢慢訓練。《人口政策》中有詳細討論幾種輸入人才的途徑，並有把這些途徑放寬一點的意圖。正如上文所說，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要有足夠的流動性，各自移居到他們能發揮所長的地方才能最大地提高生產力。在外國這是家常便飯之事，在香港，也許有不少人有興趣移民到外國，但與上述的原因不一定有關，年輕人肯移居到內地的，並非主流。既然如此，香港恐怕要走新加坡的路才可能遏止人口老化帶來的困擾。新加坡不用把自己的居民趕走，她選擇的是大量地吸納國外及內地精英到彼邦工作。這些人多半年輕，可抵銷人口老化壓力，而且生產力很高，近年新加坡人均 GDP 遠遠拋離香港，與她的人才政策有重要關係。
但如此一來，經過換血後誰是香港人將來恐要重新定義。若香港能如新加坡般吸納近百萬年輕精英，人口老化問題自然暫時消失於無形。事實上，香港的大學近年招收了很多外來的本科及研究生，而他們畢業後又有不少留港工作，與新加坡頗為接近，但規模卻仍是遠遜。香港政府若能做到如新加坡般的人才大執位，30年後也不怕人口老化。但星港兩地有一重大分別，便是新加坡政府強勢，香港政府弱勢，並無足夠政治能量做到此事。既然如此，學到新加坡的機會很低，剩下來的結局便是像日本般，老化問題揮之不去矣。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