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到過的日本

雖然已是30多年了，但我難忘在1981至1983年在日本的觀察及反思。

在1980年我當上一個大辦學團體的一間「蚊型」小學的校長，從此踏上26年小學校長生涯的征途。

辦學團體在當時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每年復活節一定辦一個屬於中、小學全體校長的遊學團，並負擔大約一半的旅費，我這個校長新丁隨老大哥老大姐們在連續三年的復活節去了日本。

當時去日本旅遊的港人不很多，我連續三年去了日本也是罕見，也自大地自視為日本通。三次旅遊的落腳地其實是不同的，由南至北，第一年是九州（福岡、熊本等），第二年是本州（東京、神户、大阪等），第三年是北海道（札幌、函館等）。每年回港後，都有一些總結性會議，我憑記憶說一說旅途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幾個體會：

一、日本人的服從性

有一天的深夜，從旅舍外望，是一個十字馬路口，路旁有一位婦人站着，她抬頭看着指示行人過馬路的燈號，當時馬路上完全寂靜，沒有車輛，也沒有其他行人，但行人過馬路的指示是紅燈，她便默默站着，待燈號轉綠色才橫過。這景象令我深深覺得日本人遵守紀律的耐性是驚人的，我覺得這現象在香港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二、日本人對特殊教育的看法

我們不只一次去參觀特殊教育學校，當地的校長及老師們對我們說，日本當地對於傷健一家有很多支援，他們常對所有的父母、孩子灌輸一種想法：「今天的健全人，很可能是明日的傷殘人，幫助傷殘人士，等於幫助明日的自己。」在香港，我們很少會這樣說的，家長或會投訴我們咒詛或恐嚇他們的子女。但這種精神在日本深入民心，他們很熱衷發展協助傷殘人士起居生活的輔助措施。當年神户世博，我們參觀一些聲控的家居產品及住所設施，據說概念沿出於協助殘疾人士過正常家居生活。我最近從新聞報道得悉有電子公司大力協助患漸凍症的物理學家霍金過正常生活，投入大量研究經費，而其產品對其他患痙攣人士也有很大的幫助。

三、家長（尤其是母親）對子女的照顧

當年我知悉日本婦女結了婚，或懷了子女後，第一件事便是向服務的公司或機構辭職，有的停職三年甚至終身不再工作，目的是給子女最好的照顧。我看見學校旅行分為兩類：一類是母親陪伴着，另一類希望學童刻苦生活，只有老師陪同，小學生坐大輪船在九州、四國、本州、北海道穿梭旅行的很常見，生活體驗也很豐富。

四、小學生的服務勞動

放學後小學生大多留校為課室、走廊、校園做清潔，甚有紀律，也無怨言。記得多年前本港因金融風暴，學校經費有所削減，招聘工友的費用不足，校長間曾有討論課室清潔中部分由學生處理的可能性，可惜深怕家長的反對，無疾而終。聽聞孩童在家裏做家務的絕無僅有，服務學習若不是評分要求，出席率或會大幅降低，這說法未知真假，若屬實則甚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