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馬路上說了一句粗口。這個人很無禮，很粗野，很不文明。
但再看一看周邊環境，原來他被車撞倒，痛不欲生，忍不住說了一句。
那我們覺得可以原諒了。
日前我已評論了浸大校方怎樣齷齪；但亦有人反問，那學生的行為呢？要怎樣評價？
簡而言之，以他們的態度，在現今社會是不被接受的。我不肯定未來的社會會否開明（liberal）到接受，但現在社會肯定還沒有走到這個地步。那焦點也不在於粗口，學生根本只是不慎講了一個字的粗口，並立即糾正了。如果他們真是立心講粗口，又怎會只有一個人講了一個字呢？可是關鍵在於，整個過程中他們有人態度粗野，卻是不容否定，也不會為現時的社會接受。
設身處地 以同理心思考
只是正如我最初的事例，我評論事情還要看整個大環境（wider context），才知道是否情有可原。
當別人看到其表面的粗野，我看到的卻是背後的焦慮。此事與能否畢業攸關，大家感到焦慮，因而變得激動，我能想像那種心情。我們要求他們要很冷靜，但有時我又覺得這個很困難，有點人之常情。他們已被這件事煎熬了一段時間，跟交通意外相比，他們承受的是另一種長期的痛苦。
當然你說這也構不成原諒的理由，但對我來說我會給一點同情分。而如果那種傷害，我有份施加，可能我更不能原諒的是自己，敦請校方反省。
我設身處地想過如果我是那裏的教職員，我會怎樣做。我理解同學不滿這個考試，當然是來這個語文中心投訴。首先，這些學生是我的「左圈」（服務對象），而學生亦永遠都是學校裏的最大左圈，我的責任從來都是要儘量了解他們的需要，以及其怨憤背後的原因。與此同時我是教育家，還有多一重責任去開導他們。
我應該用同理心去理解他們的怨懟，聽取他們的訴求。然後我要有我的立場，要麼我同意向高層反映同學的意見，要麼我覺得取消考試是錯誤的，就與他們理論。當然他們要求我找上級，我就找更多人一起來理論。有果必有因，我從來不會忽視造成這些怨憤的原因，那是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時刻心繫的重點。亦可以說學生的焦慮，就是我的焦慮，「急學生所急」。
當然做這些事仍要看現場環境，如果學生都是持刀的，我自然要先保命。但如果不是，而我看到學生都很焦慮，那我更着急的會是盡力幫助我的學生，替他們排難解憂，這是我的作法。
如何懲罰才是好？
在懲罰方面，如果有人認為停學合適，我也不打算爭論。儘管如果我作為教育家，我不會這樣做。不過那懲罰應該經過恰當程序發落，並非校長或某高層一人獨斷。
有趣的是，像《HKG報》和它的讀者，會覺得「踢出校」才是大快人心。他們有些人似乎每見到一宗他們眼中的「廢青」事件，內心就會歡懷一次，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上癮。其實他們不是應該為滿城「廢青」感到悲哀，並想辦法協助他們改過自新，日後成為像他們一樣出類拔萃的人才對嗎？我認為如果要懲罰，應該是循這個進路。
子女總有不妥善的時候，問題是要怎樣處理。而且在這不妥善中，是否盡是邪惡，還是背後亦有很深的善？那也要看清楚。於我的想法，其實我認為現在很難得有學生肯做disruptor（革新者），去打破常規，社會其實很渴求這種人，他們為民請命，能推動社會進步，那本來值得肯定。只是他們當中有部分人情緒激動，惹來非議。到底這些飽受校方煎熬的人，出現情緒激動，應該怎樣罰，個人內心自有天平。
整件事的不幸之處，在於他們的態度不善，可是卻又的確要到事情鬧大了，學校才答允下周討論一下。那變成似乎要鬧大才有實質的成果，變成了像內地某些如同上訪的事件，令學生行動是否必須無法論斷，甚至會有一派意見認為值得肯定。所以我覺得最好還是一開始校方就不要作出無理的要求，以及不要把事情拖久，令情緒升溫。
請高官和校方時刻謹念：社會和學校民憤高昂，定必有因。不尋求這個因，怒火不會澆滅。人們即使口中不說粗話，內心已經不知咒罵多少遍了。得民心，得天下。太平盛世主要不是來自學生，而是來自位高權重的掌權者。這是牛頓第三定律：作用與反作用力。作用力愈大，反彈愈大。善待你的人民和學生，自然能夠換取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