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體制官僚主義弊端

了解歷史，是許多人求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博覽歷史文獻，分清史書、官審教科書的真與假，辨別歷史事件的是與非，是思索歷史的艱難過程。《中庸》謂：「博學之，慎思之，明辨之」，對後人是「溫馨提示」；《漢書．楚元王傳》云：「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恰正是探究歷史的取向。

美國歷史學家詹森‧湯普森（James Thompson, 1869—1941）的名著《歷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論述柏林大學第一流史學家利奧波德‧蘭克（Leopold Ranke, 1795—1886），引導學生「弄清歷史真相並深鑽資料來源」，着力追尋歷史的真實；蘭克定下的歷史研究三項準則是：批判、準確、透徹。這也是當今探索歷史值得參照的準則。

戰時共產化命令型統制

蘇東波（1990—1991）後解體的蘇聯東歐「老共」，大都仍有共產黨，多已邊緣化，雖然匈共近期抬頭，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夢卻難以重燃，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的社會主義也難有號召力，其根源在於制度弊端。

關於「一黨領導」體制在政治領域的弊端，在前文已略分析，本文述評經濟領域的弊端。

1917年11月7日，俄共（布爾塞維克）奪取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1881—1970）的臨時政府權力後，列寧（1917—1924在任）建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先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1918—1921）和過渡性、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1921—1927）。

戰時共產主義體制，是命令經濟、統制經濟模式，全俄淪為軍營式統治。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可歸納為四點：

一，全部大型工業國有化，1918年6月國有法下達後，大部分中型工業完成「國有化」；

二，在農村沒收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土地，分配給貧農；

三，由蘇維埃政府統制糧食，對農村實行強制的餘糧徵收制，1918年5月的糧食專賣法令規定，凡隱藏餘糧、不把餘糧送到官方糧店者，判刑10年以上；

四，禁止自由貿易，由官店統制物資的分配。

新經濟政策有限度退卻

在戰時共產主義體制下，全俄經濟蕭條，連日常生活品亦短缺，更出現「燃料恐慌」（註1），積聚民怨甚深。列寧不得不改行新經濟政策。這是挽救經濟危機的有限度退卻。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包括以糧食稅替代強制的餘糧徵集制，建立「產品交換」新機制；局部開放自由貿易，以「租讓制」利用外商的資本主義經營生產。列寧於1921年4月寫了長文〈論糧食稅〉陳述新經濟政策（註2）。

列寧死後，斯大林（1924—1953在任）推行社會主義工業化，並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於1929—1932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1年完成）。

計劃經濟體商品甚短缺

計劃經濟是戰時共產主義的延續和系統化，是高度集權的命令經濟模式，以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的手段，部署宏觀經濟計劃、控制經濟運行，包括下達生產指標和產品分配安排，指導經濟政策的執行。所有涉及「國家經濟命脈」、與民眾日常生活有關的產品（糧食、棉布等），都由官方統管，取締私人自由市場。

在命令經濟模式，工人、農民只是生產的工具，個人或企業只聽指令，社會缺少獨立思考的創作力。

這種僵化的體制，一方面使產品停於低端鏈，另方面官方的計劃與社會需求脫節，生產效率低，衍生短缺現象。

從斯大林時代到毛時代（1949—1976），物資短缺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大特色；糧票、布票、油票乃至鹽票綑綁民眾，是短缺現象的標誌。

計劃經濟體制加劇官場的官僚主義、特權主義；在統制產品、商品、就業機會之下，官吏的貪污更加猖獗；在社會各階層，「走後門」之風甚盛。

與計劃經濟體制「配套」的，是高速的農業集體化。這種強制、脫離民意的社會主義改造，造成農村、農業、農民的災難。

斯大林於1929—1932推行集體農莊制，農業全盤集體化進入高潮。在土地集體化之下，農民失去自耕地，成為集體農莊的生產工具，缺乏人的自由和耕種自主權。集體農莊的官僚化、農奴化，導致1930年代的大飢荒，有幾千萬農民餓死。

在中、蘇「一黨領導」體制下，計劃經濟衍生官僚主義、大飢荒。圖為1962年逃亡香港的中國大陸飢餓群。（網絡圖片）

全盤集體化農民大飢餓

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業全盤集體化，對二戰後共產國家的影響極大。毛時代的一邊倒政策、全盤「學習老大哥」，造成不少災難。

1950年前期，毛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限制私商和自由貿易的舉措，暴力化的土改運動，工業、企業、商店收歸國有（所謂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於1956年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體制，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都搬用列寧、斯大林的一套，都有廣泛的後遺症。

毛模仿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1953—1957），以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的名義，把農民在土改（1950—1952）中分得的土地「集體化」。

1956年，毛宣布已基本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全部轉為高級農業社）。中共黨內雖有「浮躁冒進」的爭議，毛卻堅持說高速集體化的必要。他說：「雞毛確實要上天了。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

當雞毛「正在上天」時，毛發動大躍進（1958—1960），又組織人民公社，稱是農業合作化更高級階段，將加快向共產主義天堂過渡。在軍事化管理之下的公社，農民被強制充當農業奴工，並無產品處置權和生活自由，連官方文件亦承認公社普遍存在「五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共產風、幹部特殊風（註3）。在「五風」之下，農民實際淪為農奴，面對暴力壓迫和飢餓之苦；1958—1962大飢荒期間，3,000萬農村居民餓死；其中，不少是少年兒童和婦女。

在改革派的包產到戶之下，公社於1984年全面解體，農民的處境改善。但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不少弊端並未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對農民的不公平，有些地方官把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視為「低端人口」，且以城市現代化建設之名暴力驅趕「低端人口」。

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