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秘書處日前發表了一份有關香港社會流動的研究簡報，其中引述了香港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本地工人有被困於最低收入組別的情況。研究將本地工人按收入水平分成五個組別，發現在2003至2008的五年間，六成以上的工人停留在收入階梯的同一組別；1998至2008的10年裏，停留在同一收入組別的工人接近一半，其中屬於最低收入組別的工人，工作10年後仍不能脫離該組別的，更超過一半。
跨代社會流動困難
簡報特別提及跨代社會流動在香港今天的困難情況。跨代社會流動以父母和子女兩代的收入、教育以及職業的相關程度來量度；相關程度愈高，跨代社會流動性便愈低。根據上述港大研究，在2008年，跨代收入彈性是0.42，即父親收入較平均收入每高出10,000元，兒子亦有能力比平均多賺4,200元；父親擁有學位時，兒子亦擁有學位的機會率是73.6%；父親是專業人員，兒子也是專業人員的機會率是42.8%。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學院最近進行的研究發現，生活於富裕家庭的青年入讀大學的比率，是貧窮青年的3.7倍。
由於缺乏前幾個年代的相關數據，我們沒法準確了解跨代社會流動在過去數十年的變化，沒法知道今天的情況跟20年前或50年前相差多遠。不過，憑個人多年所見，也覺得貧窮家庭的下一代憑努力奮鬥去改善生活，似乎是愈來愈困難了。
教育失去促進流動功能
我50多年前就讀於一家名校中學，同學當中固然不乏高官巨賈的子弟，但也有許多像我一樣，出身基層家庭，甚至家境比我更清貧的。進入香港大學，和我住在同一宿舍的同學，不少是來自徙置區（現在的年輕一代對這名稱或會很陌生）；他們一完成學業，取得學位，立即可以找到收入較好的工作，經濟環境得到顯著改善，實現跨代社會流動。
皮克迪（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裏指出，美國和歐洲正在倒退到世襲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教育失去了促進跨代社會流動的功能。美國的高校畢業生中，來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富裕家庭的比例，在過去40年從四成增至八成。如果這也是香港社會的趨勢，社會不公平便愈來愈嚴重，年輕一代愈來愈不滿。
原文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