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一個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都會借助說歷史故事來加強民族的凝聚力，應對危機……」哈佛大學教授柯文在杭州浙江大學如是說。
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19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同一天晚上七時，柯文應浙江大學社科學院的邀請，在紫金港校區為浙大「東方論壇」主講第210次演講，講題是「危機中歷史故事的力量」。主持人開宗明義請出席者不要在網絡上發布柯文講話，傳媒也不能宣傳，因為當天是十九大開幕，要聚焦十九大，請大家理解。
柯文（Paul Andrew Cohen），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威爾斯利學院榮休教授。柯文四十多年前以《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一書引起中國學者注意。他過去一直強調不能從西方的觀點出發去研究中國問題，要從中國的觀點看中國，故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一直被國際學術界視為美國「中國中心觀」的推手。
浙江大學2017年慶祝建校120周年，本年內舉辦了多場國際大師級演講。柯文演講的蒙民偉樓223報告廳一早擠滿了二百多名本地學生和外國留學生，社科院還有許多教授出席，一位外地大學的博士生坐了幾個小時的車程來聽柯文演講。柯文六十年代在台北學習，能講流利普通話，這一晚他卻選擇了用英語做報告。
「歷史事件」的極致影響力
大約十年前，柯文問筆者，知否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我當然熟悉這個故事，柯文說，這個故事很有意思，他會以這個故事進一步探究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性。我咀上沒說什麼，心裏嘀咕着，這有什麼可探究的？稍為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熟悉這個故事。不出幾年，柯文相繼寫出了兩部專注：《與歷史對話：20世紀中国越王勾踐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9）及《歷史與群眾記憶》（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2014）。
這一晚柯文在浙大，說的就是這幾年來他研究的心得：
- 說故事的重要性；
- 故事是不是等同歷史真相？
- 群眾對歷史事件的記憶是否就等同歷史真相？
- 執政者如何因應政治現實的需要重新塑造群眾記憶？
- 歷史學者的責任。
柯文在講座中列舉了塞爾維亞人、法國人、蘇聯人及中國人，在國家面臨危機例如戰爭的時候，執政者如何向民族講述歷史故事，藉此凝聚民心。由於過去的史實不能無縫的與當下的時局配合，執政者就會把歷史事件改編成歷史故事以配合政治需要，久而久之，歷史故事成了群眾的「記憶」。「人們往往借助美好結局的歷史故事來堅定信念。十五世紀早期，聖女貞德帶領法國軍隊對抗英軍入侵，有關聖女貞德壯舉的歷史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撫慰了整個法蘭西民族的靈魂。為了使聖女貞德的故事更好地與當時的政治現實接軌，故事的真實面目被悄悄地改動了。因此，人們信以為真的歷史，其實與史實本身大相徑庭。」
柯文又舉出中國民間熟悉的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說明這個歷史故事在歷史長河中對中國人產生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每到民族危亡關頭，卧薪嘗膽故事的影響力會發揮到極致。中日戰爭爆發前，國民黨向國民引用卧薪嘗膽的故事，勸導國民忍辱偷生，保存實力；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國民黨又祭出了卧薪嘗膽的故事，企圖呈現危機過後圓滿結局的景象。在這些緊要歷史關頭，都可以看見卧薪嘗膽故事的影子。」
柯文說，群眾記憶與歷史事件本身之間形成的張力，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會性格迥異的不同民族，都有過類似經歷。我的《歷史與群眾記憶》這本書聚焦六個國家–塞爾維亞、巴勒斯坦/以色列、中國、法國、蘇聯、大英帝國。這些民族在二十世紀都曾面臨深重危難。為了在困境中凝聚人心、堅定信念，它們都把歷史事件改編為歷史故事，進一步成為群眾記憶，以配合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
群眾「確信」記憶之下的人與事，與歷史學家用嚴謹目光考證出來的史實往往截然不同。柯文強調，歷史與記憶的區別就在於此，這個區別對歷史學家來說很重要，可是在普羅大眾的眼中卻並不重要，因為群眾着意的不是客觀角度下的真實叙述，而是貼近自己腦海中想像的歷史故事，因為歷史故事更容易令群眾感同身受。柯文說：「歷史學者雖然努力重建過去，實質上是往往缺乏可靠數據，只能做出一些推論，一些推論後來也被證明是錯誤的。」柯文說歷史學者不會忽視社會上的集體記憶，努力破解歷史事件怎樣被轉化成為神話的同時，在過程中歷史學者也在不經意的製造出新的神話。
群眾「記憶」與歷史「事實」
柯文的講話引起在場學生熱烈的提問，學生問既然歷史學者在缺乏資料下也難以判斷歷史故事的真偽，老百姓又怎能判斷？教科書上的「歷史事件」，如果只是切合執政者的現實政治需要，我們為什麼還要讀歷史？我們如何得知群眾記憶中的「歷史事件」，只是涉及情感問題而無關事件真相？當領導人要求群眾向某一個方向前進，我們怎樣知道方向是正確的？歷史事件真相是否真的難以知曉？柯文在杭州掀起了點點漣漪……
歷史學家吝惜筆墨，香港民眾的腦海中卻各自有了一段又一段的「記憶」，不同的社團對同一事件又各自擁有不同的故事版本。
在社交媒體廣泛被使用的社會，每人都在參與塑造群眾記憶。香港回歸至今的廿年，經歷了許多危機和挑戰，在公共衛生方面（禽流感、非典）及國際金融方面（全民負資產、科網股爆破、次按危機/雷曼風暴），是非曲直，大致上有了一個公論，只是在政治事件方面，版本甚多，沒有一個明確的主流看法，如：2014年夏天佔中事件延續了79天，群眾記憶上並存着多個版本；2016年年初一的騷亂，群眾從社交媒體上看見的現場短片，拍攝者所選取的角度不一，傳遞的訊息與主流媒體的並不一致，特區政府說這是一場騷亂，民間卻有不同看法，是非亦未有定論。
更多的事件，看似瑣碎，無關宏旨，卻提供了許多想像的空間和土壤，讓群眾各自發揮，相互影響，深信自己和群體培植起來的「記憶」，是有史實支持的，例如：
- 董建華腳痛辭職；
- 曾蔭權吹口哨；
- 李嘉誠投唐英年一票；
- 佔中期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不在政府決策核心。
這些形象鮮明的「記憶」，一直沒有得到有關方面有效的澄清或解說，社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也就各取所需，各自演繹香港廿年走過的風貌。
在沒有嚴謹的歷史價值判斷下，香港群眾依據個人參與事件的體驗，或是依賴別人對事件的叙述，或是意見領袖的公開表述，或是接受社交媒體/傳統媒體所形成的「主流意見」，形成對相關事件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如果一直沒有受到質疑和挑戰，就會成為「事實」，久而久之，持有相同「價值判斷」的人，就會聚流在一起，益發鞏固堅信他們的集體記憶，在遇上要抗爭的時刻，集體記憶被添加枝葉，被神話化，成為抗爭群眾高舉的大旗；抗爭的團體各自擁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屬於自己的「記憶」，彼此都是「理直氣壯」，各有各自的堅持，又有什麼辦法可以統一認識或找到共識，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內耗，又何來妥協平和的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