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總結在大學裏教中國文革課28年的體會，得從自己最早受到的知識刺激說起。與以下內容相關的背景，筆者已經在FT中文網2012年10月15日的《麥克法誇爾的文革世界》、2009年3月27日的《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裏提及。現在把更多資料充實進來，提供一幅完整的圖景。
中國的文革是世界性話題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學首開文革課時，在該校每學年發行一本、厚度近千頁的課程手冊裏，對該課程的簡介是：「從1966年至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民眾之間的爭吵鬥爭、學生的暴力行動、政治領域的密謀詭計、軍隊裏面的圖謀不軌折騰到分崩離析的地步。這個國家一度看起來是全世界紀律最嚴謹和最穩定的專權政體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間，顯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於無政府狀態了。導致這種狀況的，恰恰是對建立這個專制政體作出首要貢獻的那位毛主席。本課程將追蹤毛澤東的目標，挖掘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深層次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對中國人有意義，對我們也同樣有意義」（Courses of Instruction, published by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 2005 -2006, p. 4）。
以上的簡介不是純粹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明，為什麽當代大學生應該了解中國的文革，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作這樣的論證，視野之開闊非同一般。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內地音譯「麥克法誇爾」）告訴我，此一視野是當年哈佛大學校長Derek Bok 最初提議他開這門課時特別強調的。校長是著名法學家，但與中國研究毫無關聯；校長這麽強調，完全是着眼於中國文革涉及的基本問題之深層含義。事實確實如此，文革作為設計中的「革命之母」，它本來要解決的難題和由此引發的更多難題，其中有諸多元素是現代人類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即便各自所處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有別。從盡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中國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
從1988學年開始，馬若德在哈佛大學本科生院講授中國文革課整整20年，它成了該校的經典課程之一。我做這門課的助教是開頭那三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在哈佛本科生院當講師，教的課程是東亞工業化的比較。隨後我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招聘來講授社會科學課程，於是就把中國的文革作為首選課之一提請校方審批，理由是：既然美國的大學生要了解中國的文革，作為中國人社會的香港，大學生更應理解文革的中國根子及世界性含義。可是當時我並無把握，因為香港科大不是綜合性大學，申請開文革這樣非專業的課程，資源受限制。幸好該校創校的那一代華人裏，有好幾位是1970年代在北美搞「保釣運動」的積極分子，屬於西方意義上的「左翼」或「置身海外的（Diaspora）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文革課程非常看重，立馬就批准了我的申請。
當然，我在香港擬定的文革課教學提綱，只是參照了哈佛大學的那一份，並非照搬，因為教育對象和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以後每年的提綱都有部分的更新調整。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大多數年頭我都在該校講授中國文革課。在1996–1998年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期間，我也對研究生班講授過中國文革課程的一部分。
文革課的教材最好是雙語兼顧
在上述三所大學裏講授文革課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顯著區別，足以給往後有意在中國人社會裏開設文革課的教育者深思（這正是筆者撰文的首要心願，但願不至於落空），也有助於文革專題著述的出版者參考。第一方面的區別是教材，包括課本和課外閱讀資料（要求學生必讀的以及推薦學生參閱的）。我在哈佛大學當教學助理的期間，本科生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和加拿大，教材只能是英文的，即便那時已經有不少內容實在的中文著述發表，出自文革參與者或受害者或研究者的回憶或分析，可是難以及時翻譯成優質的英文用於教學。英文的文革研究作品都是依據1980年代初以前收集到的資料，因為到那時為止，西方學者還難以在中國內地作長期實地調研。他們基本上是靠閱讀中國的公開報刊和流傳到海外的官方文件及紅衛兵宣傳品，加上到香港採訪從中國內地過來的合法非法移民，來描述和分析文革。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三年期間，這方面的情況稍有改進，但大體上還是和美國差不多。
在香港講授文革課，最大的優勢是教材多元化帶來的內容豐富及素質提升。自從毛澤東去世以後，香港和大陸之間的交往逐漸寬鬆，出自內地人手筆的文革回憶錄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為首選的出版地。外文（英文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譯本，也是首選香港出版，這個商業城市成了全球有關文革作品出版發行的第一重鎮。不過，這種盛況到了2006年，即中國發動文革的40周年以後，逐漸衰退。一是歸於年歲不饒人：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到了這個年頭多半已經是精力不濟或辭別人間了，出自他們手筆的高素質文稿愈來愈少。與此同時，內地有關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間愈益壓縮，這不僅令已有的文稿難以送到海外出版，更關鍵的是，缺乏公眾關注的持續刺激，許多原本有意撰寫文稿的文革親歷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寫作的動力，失去了支持的資源。經濟學論證的「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供給」的普遍規律，在學術研究和出版領域也不例外。對文革檔案的嚴密控制、對散失在民間的文革實物及印刷資料的損毀（如博物館圖書館裏的相關內容被封）、對讀者和作者互動渠道的堵塞、對公共論壇的關閉，等等。十幾年下來，當年八億多中國人用淚和血換來的文革經驗和教訓，就這麽被沖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台灣一度也對中國大陸的文革史料和研究作品、特別是外文作品的翻譯出版發揮過重要功用，可是進入21世紀以後，愈來愈罕見該領域的新書問世。這不能單單埋怨台灣出版界，這還是要從經濟學「需求刺激供給」的原理作理解。近20年來的台灣，民間愈來愈缺少對中國大陸事務的關切，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雖然時熱時冷，兩岸之間的安全、政治和意識形態關係卻是以隔閡加對抗為主。對於出版中國文革主題的書籍，台灣讀者的興趣變得像久旱地區的地下水一樣，日漸枯乾。
雖然香港科技大學的法定校規是以英文作為教學工具，一般不允許使用中文書刊作教材，包括像中國文革這樣純粹以中國事務為主題的課程也不例外，但我在列出英文教材為主的同時，總是盡量配以它們的優質中譯本（如果有的話），並且從數量龐雜的由中國人撰寫的文革史和研究作品裏挑選課外閱讀參考資料。這樣，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生就有多元的、相互對照甚至互為反光鏡的知識來源和分析視角，刺激他們發展出對文革方方面面的獨立見識。近30年裏，我挑挑揀揀反覆權衡（因為不能太多，否則會嚇走一些學生），一批代表性的著述構成了我使用的主要教材，本系列短評的最後部分列有提議研習者閱讀的雙語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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