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轉朝換代從來只苦了一般百姓，對一些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有時恪守着他們堅信不移的道德觀念。商湯因夏桀眾叛親離在鳴條拖垮了夏，還把桀丟到南巢的亭山，三年後夏桀抑鬱而終（一說餓死）。桀有不少忠心的名臣，不過總說服不了桀，有的因諫而死，如關龍逄；有些投奔了商湯，如太史令終古、伊尹，這些背棄了桀的賢人反過來幫助商湯。他們認為「惟親厥德，終始維一，時乃日新。」領導者要注意道德修養，不斷更新自己的道德意識。
以古鑑今的例子
商代到了紂時，重蹈了桀的覆轍，周武王收到紂王的兄長微子的密告，乘商紂伐人方，商邑防禦力不足時，發兵奇襲商紂，在牧野決戰，紂王不敵，自焚而死。商遺民在紂王的兒子武庚帶領下，得周武王弟弟管叔、蔡叔及霍叔的協助，與周人周旋了三年，最後被周公旦打敗。伯夷、叔齊曾攔阻武王伐紂，周一統天下後，伯夷、叔齊二人不食周粟，在首陽山採薇而食，後以薇亦周之草木，絕食而死。歷代對伯夷、叔齊推崇備至，稱二人為「二君子」，獨西漢東方朔評之為「古之愚夫」，認為賢者應通達事理，隨着世道變化而轉變，不應拘泥執着。
五代十國時，有長樂老馮道，他品行淳厚，安於清貧，為官清廉，歷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及後周五朝十三帝，他都能朝朝為公卿，曾三次拜相，居相位長達20多年，死時萬人空巷，為他送葬，後周世宗柴榮因而罷朝三日，並追封他為瀛王、諡文懿。後世對馮道的為人毀譽參半，有的批評他「不自愛其身，忍恥以偷生」、「懵大倫而不知恥」，乃奸臣之尤；有評之「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閒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史家王賡武認為他「把善意規諫及文雅的奉承兩種藝術糅合到完美的地步」，「他知道怎樣奉承，具有良好幽默感，同時具有一種誠篤的模樣」。馮道自己則以「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在中國歷史最混亂的那個時期，改朝換代是槍桿子出政權，馮道只能盡力輔助君主，做一些他能力能做到的事，「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晚明的覆沒，是內監開門揖盜，把李自成引入紫禁城，崇禎在煤山（現稱景山）自縊，山海關守將吳三桂求助清兵與李自成周旋，清人遂趁機遷都北京，持續處理明朝遺臣與農民的抗清運動。明末黃宗羲、顧炎武及王夫之以文人抗清，對漢人來說是保持民族氣節。復明行動失敗後，清政府實施懷柔政策，三人以遺民自居，屢次拒絕清廷的徵召，各自在民間推展各人的思想以「明道救世」。
香港的回歸，沒有經歷慘烈的戰爭，是殖民主與宗主國間的和平過渡。共產主義的宗主國經過多年的內部鬥爭，給香港市民看到的是一些不能磨滅的印象。一國兩制的構想可能來自周朝平定不同方域時，會讓方域的「牧師」自行管理自己的地方的翻版，對一些心存西方民主思想的香港人來說，共產主義總是聽不入耳。他們有些以殖民地遺民自居，以抗共為目的，想的是保持氣節，不向主權屈服。他們對香港政府提出的一切行政想法，不是以如何對香港及香港市民更有利的方向來思考，而只是一貫的反對，最後拖垮的不單是香港政府，更是整個香港的未來。宗主國在過去的20年給予香港的支援是香港人有目共睹的，中國的未來發展，不像改革開放前單靠香港，從沿海發展的「三主四次」城市如大連、青島、上海、天津、寧波、廈門、深圳到今天的前海，香港的優勢已漸減。若我們的議員仍抱持「古之愚夫」、「反共復殖」、「龍獅遺民」的思想，不能像長樂老般「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來為香港服務，則香港很快便會變成中國的一個小城市，淡出於國際經濟舞台。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過了五分之二，殖民地的孤臣孽子，你要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