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代最重要的三件大事:說與做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

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並定出應對新時代的方略。作為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它的宣示自然都以其崇奉的主義作包裝;同時作為領導14億人口大國、全世界最大的政黨,為了形象,為了政治利益,它的言辭全都冠冕堂皇,無懈可擊。透過那些精心挑選的言辭與包裝,正確解讀中國新時代面對的問題,以及十九大提出的應對方略,對於了解中國未來五至十年的發展方向及政府的政策,有重大意義。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成熟的政黨,對於政治藝術的掌握,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觀察中國共產黨的意向與作為,不但要看它的宣示,它的言辭,還要從它的處境,它的目標看看它正在做些什麼,乃至推測將會做些什麼。大家知道,政治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有些事應該說也應該做;有些事只應該做但不應該說;更有一些事只應該說而不應該做。如此這般大事始諧,大業始成。本文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對中國新時代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作出分析。

中國有一句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似乎成了咒語。紅色中國的歷史真是30年一輪迴。毛澤東君臨天下27年,以階級鬥爭為綱,鬥個不亦樂乎,弄得民窮官疲。至龍馭賓天的時候,根本已無以為繼。如果算上他指定的華國鋒作英明領袖的那幾個年頭,正好30年。鄧小平因時得駕,繼起為太宗,並撥亂反正,停止實行毛氏篡政,停止階級鬥爭路線。改行新政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適值全球化浪潮驟起,西方日本精英把生產工序遷入勞動成本低廉的中國,使中國經濟得以高速發展,造就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如此又是30年。鄧小平新政以強力吸取全球生產工序移入中國的發展模式,經過30年運行,可以轉移到中國的工序有時而竭,中國要繼續向前發展,必須改變模式,重新出發,這就是新時代的背景。是不是從河西重回河東?還是正反合的辨證發展,自是值得探究。

反腐必須劍及履及:不但要說,更要做

鄧小平以經濟發展代替階級鬥爭,宣布不再搞毛式政治運動,同時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對國營企業實行改革,廢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使中國人民得到經濟自由,解放了國民的積極性,大大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時也釋放了人性之惡,中國人民在享受經濟成果之餘,對隨經濟發展而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尤是執政黨內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五年前舉行的十八大,可以說是中國新時代的開始,那次大會確定作為執政黨忠貞之士的紅二代,執掌中國最高權力。鞏固中國共產黨永續執政地位,成為新時代的首要目標。貪污腐敗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帶來嚴重損害。為了徹底扭轉多年來只說不做,說多做少,貪腐愈演愈烈的局面,執政黨新核心強力推動反腐。十八大以後不旋踵,多隻大老虎先後落網,甚至實行幾十年刑不上常委的潛規矩也被突破,負責政法的前任常委周永康陷縲紲之中,極大震懾中國官場,使市民刮目以觀,並在相當程度上扭轉執政黨的陋習。

反腐是新時代核心立威,站穩腳跟的首要政績,也可以說是新時代的標誌。因為前面提到的中國經濟景況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再純粹以經濟績效,即經濟高速增長,來維持統治合法性。必須清除過去30年在抓緊機遇、全力發展經濟帶來的負面後果。可以說,本輪反腐是來真的,而不是以反腐包裝的權鬥。當然在中國政治制度下,反腐是在政治需要下進行的,是一種政治過程,無可避免受政治結構或說權力生態制約。被拿出來祭旗的,比如說最大的老虎周永康之被端出來,可能他的政治能量稍遜,且目標足夠大。總之,為了紅色江山不變色,反腐必是新時代說做並用的大政方針。

鄧小平(右)上任後,撥亂反正,停止階級鬥爭路線,改行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亞新社)
鄧小平(右)上任後,撥亂反正,停止階級鬥爭路線,改行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亞新社)

經濟結構的消費轉型須倚靠房市:只可做不可說

鄧小平新政為中國帶來崛起,也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邏輯帶來根本的轉變,統治合法性基礎由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不可逆轉地轉變為經濟績效。在新時代中國政權穩固,除了政治層面的反腐與加強社會控制外,還在於在經濟層面能否找到新出路,以延續鄧小平新政的成功。

因為支撐中國過去3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國際經濟結構,已發生了巨大轉變,可以轉移到中國的西方日本工序已經枯竭,同時那裏的消費者也已變窮,無能力繼續支撐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了。而且那些地方的政府痛定思痛,對全球化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提出再工業化的對策,以各種手法吸引生產工序回歸。這樣在新時代,中國經濟模式面對轉型的要求,即從外需與投資推動的發展模式,轉向內部消費推動的發展模式,以維持經濟發展速度。必須指出,雖然外需不再支撐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中國對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仍然錄得巨額順差。主要是因為中國勞動成本比先進國家低很多。因此消費轉型不可以大幅提高薪酬,以增加勞動者消費能力的方式進行,這樣做在全球化條件下,會使生產工序外移,真正顧此失彼,只有另闢蹊徑,才可達抵轉型目標。

筆者早前曾撰一文,題為〈高資產價值 低現金流量〉,分析內地城市居民在新時代家庭財務結構與別不同的特點。指出了興旺房市在中國經濟消費轉型擔當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角色。

房市牽涉幾乎每一個國民的切身利益。雖然從本體論層面看,房子確實是用來住的,但從經濟層面看可就複雜得多了。最少它還可以並且經常被用來炒。房市之炒有正面,也有負面效應。有學者作過實證研究證明了房市,尤其當其熱炒時,是造成社會貧富懸殊最大的原因嗎?但在中國,當局要求國人增加一點房屋消費,要求帶來的房市熱炒,是拉動中國經濟走出兩年前泥淖的首要功臣。中國房市除了支撐整體經濟的消費轉型外,還是中國地方政府龐大負債的極為重要的支持。

只是房價高企帶來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而中國房市基本只存在於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迄今農村還住着近半中國人。火熱的房市對於沒有城市房產的農民,根本沒有得着。因此,執政當局無論如何不能公開申明高企的房價,是中國消費轉型的成功希望之所寄,反而要經常為房市降溫,包括口頭的與政策性的安排。就政策性安排而言,當局確實不希望房價升得太急而無以為繼。中國的消費轉型是一個長期過程,自然希望房市細水長流,盡可能在更長的時期帶來支持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只可做適當的政策措施,支撐房價在一個政府認為可以促進消費的水平。

強硬對付西方國家:只可說,不應做

鄧小平在毛澤東後推行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新政,引入西方的資金、技術,進而在經濟上採取西方的制度,以實現中國經濟上的騰飛。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的普世主義不可避免跟隨西方的物事進入中國。而且在鄧小平新政的30年河西歷程中,共產主義的赤色意識形態處於世界性低沉時期,大抵為知識分子所黜棄。鄧小平新政30年的中國,基本上是去意識形態的。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固不侍言,江澤民和胡錦濤作為現代中國歷史上唯有的二位受過全人現代教育,即接受從小學到大學現代教育的元首,更汲汲於經濟發展目標。

中國為維護執政黨的永續執政,除了要堅持原來的政治制度外,還必須打正共產主義思想的旗號。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西方的普世主義,存在根本的衝突。中國執政黨的執政意念,與歷史在普世主義自由平等民主分析架構之下,無可避免受到否定,對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帶來浸害。在鄧小平河西時期意識形態相對淡出,而以經濟績效加強統治基礎,但是普世主義還是受到執政黨防範與抵抗的。

中國為維護執政黨的永續執政,必須打正共產主義思想的旗號。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西方的普世主義存在衝突。(亞新社)
中國為維護執政黨的永續執政,必須打正共產主義思想的旗號。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西方的普世主義存在衝突。(亞新社)

新時期的到來,因為執政黨的忠貞之士成為最高當局,把鞏固政權設定為新時期的最高目標。同時對紅色意識形態情有獨鍾,並且意識到經濟形勢的轉變,高速增長難復舊觀,經濟績效獨力難支統治基礎,從而實行嚴厲的收緊措施,斥拒普世意識在中國的傳播,乃至清算認同這種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組織。要達到這一目的,除了各種行政措施外,就是倡導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使普世主義成為中國國家話語的他者。並在政治上,甚至外交上頻頻作亮劍姿態。中國因而與諸多國家出現齟齬,尤其是周過國家。不過這種民族主義給執政黨帶來政治上的得益。全國民眾對亮劍十分受落,對強國地位非常驕傲,看看網民的一邊倒言論足證執政黨這種轉變的成功。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尤其是中國對西方國家有巨額順差,中國精英需要歐美的大學培養,中國根本沒有不和這些國家搞好關係的理由。特朗普受到的禮遇,最高負責人的多少個理由,搞好中美關係的談話,都是明證。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明顯滿足於做中國的主人,即使他國欲歸王化也未必有興趣。始終化外之地極為複雜,新疆西藏已令中南海主人頭痛不己。中國領導人應是當今世界最愛好和平的人。倡導民族主義,強國意識的顧盼只是國內政治的需要。總之對西方強硬只是說說而已,連火紅年代的毛主席不是對美國來賓實話以告:我們的反美宣傳只不過是放空炮而已!

駱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