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的某一天，在太湖大學堂聽說，彼得聖吉和杜維明在杭州開完會要來看望南懷瑾先生。我馬上斬釘截鐵地說，杜維明是不可能來的。同修們起先皆覺得詫異，但後來果不其然，彼得獨自到了大學堂怏怏地說，杜教授臨時有事不來了。我為什麼敢如此斷言？說來話長。
杜維明認識南懷瑾？
杜維明是否認識南懷瑾？很多人好奇地問。如今懷師已經仙逝，我可以透露一些秘密。懷師《大學微言》第二章「從教授來訪說起」中提及的那位哈佛大學教授正是杜維明。他是多次求見，事先經人約好時間，所以才有見面一談的機會，時間是1996年8月底。那次見面老杜對懷師執弟子禮甚恭。為什麼？因為杜維明一向標榜自己曾師事徐復觀，亦受牟宗三思想影響。此兩人是海外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他們皆拜在熊十力門下。懷師少年成名，曾與熊十力及其老師歐陽竟無先生為忘年交。入台後，聲名更遠在徐復觀和牟宗三之上。說來杜維明應該是懷師的徒孫輩了。懷師不願提及杜維明當年的香港問道，實在是顧及他的面子。
那麼老杜為什麼又三緘其口，再也不提南懷瑾呢？這和他的為人是分不開的。在國際上，杜維明是當代新儒家的大師。他很看重這個江湖地位，當然不希望山外還有青山在。在台灣長大的杜維明，196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哈佛大學，曾出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和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杜維明用在美國學得的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方法，發揮牟宗三的儒學發展「三期說」理論，認為從先秦到西漢是儒學發展的第一期，他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來說明儒學出現和發展的原因；宋元明清是儒學發展第二期，是針對佛教挑戰的「一個創造性的回應」，用島田虔次的說法此期儒學是東亞文明的集中體現；而第三期儒學的發展，則是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回應。因此，新儒學必須與西方對話，在超越層面上與基督教對話，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在深度心理學層面上與弗洛伊德學說對話。儘管杜維明著作等身，但其理論並不深奧，也沒有多少了不起的建樹，以致多次申請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都未獲通過。不過因為他是用一套西方世界熟悉的學術語言寫作，因此在西方產生了相當影響，被視為中國當代儒家的代表，贏得了各種各樣的桂冠。例如，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法國巴黎高深學院訪問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夏威夷東西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等等。
嚴謹的學者本色
與杜維明的初次見面是1994年，我剛到香港不久，在《亞洲週刊》做文字工作。有一天接到通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我以記者的身份去採訪，其實是想拜訪幾位國內來參加會議的老朋友。在會場外，見到了杜維明，記憶中是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介紹的。在此之前，老杜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正是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時候。有一種說法，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成就和儒家文化有關。於是中國的有志之士都開始關注杜維明的儒家第三期學說。當時他經常在《讀書》、《知識分子》和《書林》這類雜誌上發表文章。原先想像中的新儒家杜維明應該是長袍馬褂、老氣橫秋的，想不到出現在我眼前的他，卻是年輕瀟灑，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交談之後，我寫成〈新儒學和全球華人的命運〉一文，作為當期《亞洲週刊》社論發表。其中文化中國的概念就是老杜的發明。後來我調任《明報》主筆，除了撰寫社論之外，還要主編報紙的言論版：思潮。每天整整一版，廣邀中外名家撰稿。杜維明自然在被邀的作者之列。儘管老杜的名氣已是如日中天，但他對於約稿倒是幾乎來者不拒，且十分認真。記得他發來的是英文稿，在發表時還得請人翻譯成中文。他對譯稿審閱得很仔細，幾次傳真往還，才肯在報上發表，顯見其嚴謹的學者本色。
胸懷壯志 心負儒學復興大業
不過，有人說，老杜更像一個新儒家的傳教士。我覺得也有幾分道理。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杜維明不僅在各種媒體上不厭其煩地傳播他的新儒家學說外，而且還風塵僕僕地前往世界各地講演，足跡遍布北美、亞洲、歐洲和澳洲。自1978年，杜維明第一次回到闊別數十年的中國大陸後，他幾乎每年都會回到國內，不顧舟車勞頓，馬不停蹄地去各地講學、開會；頻頻面對媒體，侃侃而談；交遊各級官員，杯斛交錯；先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杜維明胸懷復興儒家文化的大志。他認為，儒學只有經過紐約、巴黎、東京最後回到中國，在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保持生命力。言下之意，當代儒學復興的火種在美國，在哈佛。因此作為美籍華人的杜維明將當仁不讓地肩負起儒學復興的大業。於是就有一班貶低懷師的中國學者拜倒在老杜腳下，因為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南懷瑾沒有學歷。
原文刊於《南方人物周刊》，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