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宮廷貴族婦女尚衣飾，好妝容，在現時所見的壁畫中均展示雍容華麗的氣度。唐朝詩人元稹寫詩《恨妝成》，便將女子化妝過程，概括為敷鉛粉、抹胭脂、畫黛眉、點額黃、化面靨、描斜紅、點口脂等步驟，造就了盛載脂粉的盒子生產需求。例如張騫從西域的焉支山下，帶回紅藍的花朶提取胭脂之後，中原女子稍作改良，加入了牛骨髓製作成粘稠的紅色脂膏，多裝於金玉陶瓷等材料的器皿中。四川博物院便珍藏了宋影青印花瓷粉盒，白瓷胎，饅頭形，盒蓋印有牡丹花卉，是宋代女子化妝用的粉盒。雖然以陶瓷、玉器、象牙盛載鉛粉、顏料具較佳的絕緣效果，而一般純銅又容易與濕溫氧化，容易產生銅臭的味道，惟唐代鎏金技術的盛行下，銅體敷金的化妝盒又引申另一種合理解讀，足以點銅成金。
蓋唐代將煉丹原料盛放在金銀器中，認為染金銀之氣，能鞏固和提高藥效，《金華沖碧丹經密旨》便有「用足色黃金十一兩，作匾盒子盛」丹藥的記載。唐代也將一些名貴成藥、香藥或化妝品的金銀盒賞賜給臣僚，王建《宮詞一百首》云：「黃金盒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旁邊並敕「中官送與大臣家」等字。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大小金盒、素面大小銀盒、刻花塗金銀盒等，合共28個。在較大的銀盒中，發現有紫晶、白晶、琥珀、光明砂、光明碎砂、金粉等，有的盒蓋內有墨書題字，注明物品的名稱和重量。也就是說，由於鎏金工序，為脂粉等物提供了上佳的儲存狀態，化妝品的材料與藥用之物遂與道家提煉的丹砂之間，存在着養生駐顏的類近意義。
後宮尊榮 花中之王
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牡丹紋銅鎏金六角盒，直徑12釐米，高7釐米，重377克，底部與盒面大小相若，形成上下開合對接的形態。 （圖一） 此盒的通體鏨刻着牡丹花紋，以盒面的牡丹花團所佔面積最大，在花團旁邊分別以較小的牡丹花及花葉作陪襯。唐代此類銅鎏金盒，皆具一種通則，除盒面以外，盒蓋邊緣的位置均同時鏨刻相應的主題，令觀者從任何角度皆一望而知小錦盒的紋飾題材。（圖二） 有些鎏金盒在盒面配以花枝及炸珠，（圖三） 也有些以飛鳥和瑞獸為主線，（圖四） 同時於盒邊亦鏨刻類似式樣，風格統一。此鎏金盒的六邊下垂位置，特別以錘揲之法，在凹陷的方塊型內製造紋飾的空間，每處均鏨一獨立牡丹花卉，花卉左右枝葉蔓延，包圍着整個周邊。
此外，製作者考慮上蓋與下蓋邊飾的一致性，復於每個轉角拋光的地方刻上細葉，於是全盒骨架凹凸有致，花紋若隱若現，做到無一處無紋飾可尋。（圖五） 在盒底之腳足處，鑄造了六根「Ｌ」的金屬框架，類似的工藝普遍見於唐代的粉盒製作之中，旨於在減低金屬與放置面的接觸，令盒子保持恆温的狀態。（圖六） 在盒底的中心位置，清楚可見「大唐貞觀」的篆刻小字，印證了此盒為大唐盛世的產物。（圖七） 留有唐代年號的鎏金盒現時存世極少，在另一私藏的長方型鎏金盒中，可找到類近的款式。特別之處，在「貞觀」的「貞」，ト字位置常布局近似「卍」字，與古月堂所見鳳凰紋鎏金盤和蓮紋鎏金碗的寫法相似，或為同一時期為紀念長孫皇后而製作之物。事實上，牡丹花在大唐頗受歡迎，此花已成為後宮之中地位尊榮的標記，把它喻為唐代國花，喻作花中之王，十分貼切。
唯有牡丹真國色
古時牡丹、芍藥統稱芍藥，自唐以後始分為二。牡丹苗似羊桃，夏季開白花，秋季結實圓綠，冬季實為赤色，冬天不凋，根似芍藥，肉白皮丹，故名百兩金。自古以來它就是傳遞愛情的使者，《詩經》中熱戀男女都相互贈以芍藥。牡丹盛於唐代長安，一般均認為是武則天以後的事。據《事物紀原》記載，唐武則天冬月游後苑，下令百花開放，惟獨牡丹不畏強權，沒有開花，被貶洛陽。
除賦以高節倔強的性格以外，唐玄宗時又加進宮中的浪漫情懷。據傳玄宗在內殿觀賞牡丹，問及牡丹之詩何者為首，結果李正封的「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視為佳作，牡丹自此與「國色天香」相提並論。李白《清平調詞》三章，借牡丹喻楊貴妃的美貌，當中即謂：「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由於李唐皇室的喜好，王公貴族紛紛以觀賞牡丹為熱，白居易《牡丹芳》詠曰：「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當反映京城這股賞花潮流。唐代劉禹錫詩亦云：「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牡丹花姿美，花大色豔，雍容大度，故有「富貴花」之號，正好成為唐代富貴、繁榮昌盛的象徵。牡丹不但色、姿、香、韻俱佳，亦可藥食，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稱群芳中以牡丹為第一。由武后至唐玄宗，再推至唐代中晚期，牡丹花的熱朝一直未有退卻。武則天時期以洛陽為神都，牡丹應該已被移植到洛陽，在宮廷一帶殊較為繁盛。在她當政以前，經歷過太宗年代，唐太宗貞觀十六年 （西元642年） 武則天進宮為才人，相信其時唐人已酷愛牡丹，常把牡丹作為宮中女性恩物。武氏斥逐牡丹，又有親製牡丹餅之說，均表明牡丹愈受宮廷重視，晉身為女主之花，並流傳各種牡丹的佳話。
